讓我們從各處開始吧！（二）

讓我們從各處開始吧！

（20160325顧玉玲＠公共冊所《叛道》講座逐字稿）

自立晚報工會的組織經驗

我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個報業媒體的工會，報業媒體例如說中國時報好了，你想到報業，會想到哪些從業人員？工會就是說，我同樣受僱於中國時報的所有受僱員工，就可以組一個工會。我們的會員應該包括哪些人？記者、編輯、發行、派報生、送報小弟，還有呢？拉廣告，報紙主要不是賣他一份十塊錢，最主要是廣告，所以還要有拉廣告的人。然後早期記者還不會自己打字的時候，我們還有打字行的小姐，打完字之後還要檢排，我還看過台灣最末一波的檢排廠，那真的就是一個一個鉛字，這些國小畢業的工人一輩子都在讀社論，每天都在唸國家大事，要在十分鐘之內把一篇社論用大大小小不同的字體排出來，所以他們都滿腹經綸，非常有趣。各式各樣的勞動才組成了我們手上一份十塊錢的報紙。所以在這樣的一個工會裡頭，我們其實就會面對一件事。

當時的報社叫「自立晚報」、「自立早晚報」，所以我大概一天24小時都在報社裡跑來跑去，我們有早報也有晚報。我們那個報紙是當時台灣在戒嚴時期就很敢說話的一個報紙，所以裡頭的記者雖然勞動條件沒有中時跟聯合好，可是他們都有一種自尊心，覺得自己是進步記者，那我們也就很快成立了台灣第一個報業的媒體工會。我們在討論的時候，例如說印刷廠的噪音這麼大，吵的不得了，早就超過安全衛生的標準了，我們的記者就好生氣，「怎麼這個樣子？社長難道不知道嗎？」他第二天就打給社長，因為他是紅牌記者，非常有正義感地跟社長講這件事，所以第二天大家就得到了耳塞，暫時隔絕了噪音。或者是討論到說檢排廠的日光燈，這個光線不夠，事實上對於眼力的傷害非常大，我們的記者就說「不行！這樣下次我們的勞資會議一定要來談！」他們就很快寫一個案子，振振有詞。

在這樣的一個工會裡頭，慢慢慢慢地，這些藍領的工人、檢排的工人、印刷廠的工人，就慢慢不來開會了。然後我們的記者就非常地生氣，「你們看！這些工人都不注重自己的勞動權益！我們這麼幫他們了，他們還是這個樣子。」他們也覺得很委屈，我們記者已經很忙了，我還花這麼多力氣幫你們，但是你們自己卻不長進。可是這些工人呢，我那時候常常半夜兩、三點去等他們下班。半夜兩、三點還是得講一下，什麼叫兩、三點？我們要看到一份報紙早上六點看，早上六點你在7-11買得到，那表示派報生大概五點就得開始派報了；派報生五點派報的話，你要再分報，他一定是在台北有一個印刷廠、南部有一個印刷廠，你要送到各地去、送到大街小巷去，所以整個發行部大概四點就要啟動；那發行部開始進行分報、派報的時候，表示印刷廠三點就得把報紙出來；三點印刷廠得印出來，那表示整個檢排大概是一點半就得弄好；再往前看，可能是十二點的時候，大標、小標、校對統統都做好才可以；再往前，所以跑早報的新聞記者，可能最晚最晚就到十一點，頂多頭條可能要拖到十一點半就得截稿。我在說什麼？我在說我們看到的十塊錢的報紙，是這樣一整串的勞動流程構成的。對我來說這個經驗太重要了，原來我看一份報紙不是只看編輯跟記者。雖然你們進入報社的話，一樓絕對是發行部，二樓、三樓窗明几淨的，統統都是編輯室。而我剛剛講的檢排廠啦、印刷廠，統統在地下室，有機溶劑最濃厚的地方，最需要通風的地方，在台灣的報社，全部都在地下室，看不見。

所以我要跟這些印刷廠的工人，如果要等他們下班可能要到半夜三點，所以那時候常常半夜三點在等他們下班，下班以後我們想說好累對不對應該回家睡覺，不會！高密度的勞動之後，人們不是這樣，他不是立刻回家睡，睡不著，這已經跟我們一般人routine的狀態不一樣，身體是緊繃的，所以他們一定會去喝個花酒、去阿公店，去萬華那種阿公店，因為比較便宜，偶爾，他們可能很偶爾，我也跟他們去過有粉味的KTV，那個比較貴。所以我也在那邊經驗到、看到那些工人，下班之後很疲憊，大家去喝個酒，然後中年的妓女出來一起跳個舞，有時候隔壁突然間有小孩子在哭，哇小孩在哭，那妓女就說「拍謝拍謝，我兒子在嚎。」她就到隔壁去餵個奶，然後再出來陪你跳舞，非常有趣。我的意思是說，這才是我那時候在書裡頭沒有看到的，工人的生活的樣子吧。如果不進入這樣的生活，如果不進入這樣的一個，不管是勞動的、思考的、人的狀態，大概很難去理解我們要爭什麼。你如果只是說八小時的勞動來看這樣的一群人，就沒有辦法這樣看。以報業來講，那幾乎不是八小時嘛，它是非常密集壓縮的，所以這些東西如果組織者不進去的話，你何以能夠跟他們平起平坐對話呢？

那這些工人怎麼說？我說「你們為什麼都不來開會了？」他們說因為記者都很厲害，那就讓他們去說吧。那個真委屈，委屈是說，我對我的事我毫無能力，我完全沒有辦法做什麼，我要謝謝別人。或者我去了我在現場但我好像不在現場，因為記者說得都比我漂亮、好聽，記者講話社長又聽，我不用集體一起幹嘛，好像記者可以幫我做了什麼，我好像得謝謝他。可是我又覺得我在當場我是無能為力、我是無能的。我覺得那個東西太挫折人了。「我什麼都不能做」這件事情恐怕是最大的挫折。所以我大抵上在那個時候就比較知道，原來「有正義感」有時候不一定做得了事，如果你只是正義感的話。如果你好想幫他，例如說你幫一個老奶奶過馬路，這件事我們比較會做，可是怎麼樣跟我的好朋友一起參加一個舞會，但是我明明穿得就比較漂亮，一身名牌，然後他就是看起來比較寒酸，而我們兩個還要一起覺得玩得開心呢？這件事就比較難。怎麼在一種條件不對等，事實上就經常是條件不對等，社會運動無非就是在看條件差異吧，看不懂或是不敢看，不敢看自己比別人優勢的部分，不知道拿這個優勢怎麼辦，如果我們不想變成踐踏別人的人。可是我們除了踐踏別人，或者變成很善良的小天使去做幫忙別人的人，除此之外，我們不知道這中間怎麼拿捏，我們不知道怎麼樣可以平起平坐，就是說還要跟工人吵架，愛恨情仇，後來我們都愛恨情仇，到你可以大聲的吵架、咆嘯、彼此爭執，這都需要很長時間的關係的鍛鍊。這就是組織工作吧！

 

做組織就是「找事情讓大家一起做」

我畢業的時候就直接迎上了台灣的抗爭高潮期，整個90年代幾乎都在街頭渡過，或者是職業災害的工人，或者是外籍勞工，也是1992年開放正式引進台灣的。後來會發現你個別的勞動、個別的抗議，沒有辦法對抗整個集體結構的壓迫，所以後來是整個串連起來，不管是性別的、勞動的、性傾向的，各式各樣的問題。

對我來說，組織嚴格來說就是「找事情一起做」，「找事情讓大家一起做」。不一定是做最有效的事，而是可以把所有的人捲動進來，都在裡頭發揮力量的事情。而不是像當初，如果我們沒有那個紅牌記者打一通電話給社長，改變了耳塞的問題，我們可能就被迫得長出別的能力，來想盡辦法讓社長或報社來面對我們的噪音問題，讓每一個人參與。我們可能得花半年的時間，可是那個得來的成果不一樣，是我們自己提出來的，我們用行動爭來的，這一點點自信心太重要了。

對於一路都是往上升的人，這個社會上優勢者是這樣子的，因為他大部分努力而有成，我們很努力所以考上了台大，我們再繼續努力，我們就去了哈佛，我們一路都很努力。我的意思是說，優勢者從來不是吸血鬼，從來不是坐吃山空的那種腦滿腸肥的人，不是，台灣的大老闆們也是這樣，我聽說有大老闆九十幾歲還在跑5000米，他們一生都很努力，支持他們繼續更努力的，是因為「我努力而有成」，所以這會使人「更加努力」。因為我很努力，所以我認為我掙來的一切都是合該給我的，我理直氣壯，大部分的優勢者是這樣。例如說柯P，不也是嗎？不只是因為他智商高，他很努力，而且他們不畏加班，一群研究團隊，我們無日無夜的奉獻，然後從來不會有人提到加班費，所以他現在要求整個市府的員工也這樣子。但他不知道的是，他的研究團隊從來都是名利雙收，成就感都在他們身上，可是這些基層的小螺絲釘，我怎麼樣拼命，這些成就感不會掉在我頭上，這種成就感並沒有分享給所有的人，從來不是這個樣子的。所以你要他拼命，然後你說他們不夠努力、不夠奉獻付出，我覺得這都是過份。而這個過份，他也不是唯一一個人嘛，所有一生中都含著銀湯匙一路往上的人，多多少少都會這個樣子，所以他們會怪罪那些弱勢者不努力。

但是我遇到的很多人是，他永遠努力沒有用，徒勞無功，我認識到的真正的弱勢處境，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徒勞無功。斷了一隻手的工人，他老婆來跟我講說︰「你看他！我真的覺得他斷一隻手沒有關係，但是他不能一天到晚都攤在家裡頭，像個廢人一樣，他應該努力出去找工作，他應該殘而不廢，我們都不會看不起他。」可是在這個斷了一隻手的工人的世界裡頭是，我去參加了十次的就業博覽會，拿回十個馬克杯，上面有可愛的圖案，然後我留下的十份資料，從來沒有一份得到interview的機會，所以最後我只好攤在家裡。不是這樣嗎？弱勢者是不斷被這個社會打擊，打擊到最後都覺得自己說的話人微言輕、不重要，沒有人鼓勵他們說話，他不是沒話說、他不是沒有想法，可是從來沒有被認可過。例如說在學校教書，我都覺得教台大太容易了，一流的大學隨隨便便一個老師去，都很好教，所有的學生勇於發問、勇於表達、勇於事先做功課、勇於表現，所以那個對話太容易了。可是到三流的大學裡頭你就知道，這一群在校園體制裡頭從小被放棄、經驗到不斷地被放棄的人，事實上他一進教室就倒下來，或是開始化妝，我還真覺得需要好大的能耐，你要使勁渾身解數才有可能，哇他們抬頭看你一眼，你就覺得感動的快哭了。你就知道，那個東西原來要花這樣的力氣。大抵上是這樣吧，組織是找事情做，而且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到，而不是會做事的人做，因為會做事的人已經有太多讚美他、鼓勵他的方式，繼續會做事了。但是組織工作恐怕要花一些力氣，串連這些事。

 

溝通

再來我一連串會放的都是Alinsky的東西，但我就不按照他的順序，我標的出幾個我覺得重要的東西，一個是他的組織方法，他在談的是溝通。我覺得重要的是，溝通的基本概念是，「我們在聽眾的經驗範圍內進行溝通」，然後「作為一個組織者，我從世界真實所在之處著手，而非從我希望世界成為的樣子起步。」（《叛道》，29頁。）對我來說這個非常重要。這非常不容易，我們帶著一些想法進場，我們想要改變、影響別人，那我們也會同時在裡頭被改造。所以組織者你其實相較之下得再往前看一點，你不能成為群眾的尾巴；可是另一部分，你當然要跟群眾學習，他們身上有太多你不知道的東西，然後大家如何可以這樣子往前。所以他講說「我從世界真實所在之處著手，而非從我希望世界成為的樣子起步」，我認為這恐怕都要經過很多次組織工作的打擊、挫折之後，你才會真的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吧。

光是這個「世界真實所在之處」，如果你們聽我剛剛說我在報業工會就知道，我花了一、兩年的時間才知道「噢長這個樣子」，也只是這樣而已，都還不夠真實，我都不用面對他們可能面對的失業危機、中年無以轉業的危機，整個報業在那幾年洶洶來襲的電腦化，一下子我學了一輩子的檢排工完全失去作用，一下子電腦化的時代來臨，所有過去我身上的skills、專業，就變成無效的，例如說打字行的小姐，現在誰不打字呢？所以那個部分其實我都覺得還只沾到邊吧，可是至少你知道真實所在、你接地氣了、你可以站著了，你才比較能夠進行真正的對話。因為人們不會總是跟你說實話，不說實話不是為了要欺騙，而是我們也是嘛，我們說著我們認為對方聽得懂的話，而知識分子多半比較笨一點，自以為是，所以工人也會挑著說你想聽的話，你要有辦法能夠辨認、有辦法能夠平起平坐。我覺得前面有很大一段時間恐怕是放掉之前塞在你腦袋裡頭的手段啦、策略啦，或者是塞了很多書袋，先承認自己不懂吧，我認為學習從來都是這樣，最大的學習是「認識到自己的有限性」，我從我有限的邊界再往外一點點，想盡辦法突破這個邊界。每一次更多的學習只是讓我知道，我還有邊界，我所認識的世界本來就是受到我所處的這個時空背景的侷限，但它經常也是我的條件，我們要看清楚恐怕經常不是那麼容易。

 

組織的目的︰奪權

第二個部分是Alinsky在談「組織的目的」。如果剛剛說的「溝通」作為一種組織的方法，基本的方法、初步的方法，那麼組織的目的他就清清楚楚地說︰就是要奪權。其實我還滿喜歡他這句話的︰「群眾權力組織，它能將世界變成男男女女皆可昂首闊步之地……這意味著革命。」（《叛道》，44頁。）雖然他在另外一個地方說「其實我們的改革就是體制內的改革」，他經常使用不同的語彙，我們會說欸你不是體制內的改革，怎麼下一個又跳到革命？其實這並不衝突，成為「男男女女皆可昂首闊步之地」，這難道不是一種革命嗎？不用硬要把革命想成是流血啊、槍桿子等等，思想上的、人與人關係上的改變，徹底的、根本的改變，這難道不是革命嗎？我跟恩霖說他們翻譯這書非常有詩意，常常充斥著這樣子的語言，我不知道他本來的英文是麼寫的，但就讓我看得心花怒放，很多地方都非常有詩意。

Alinsky在談奪權，你組織人起來做什麼終究就是，你要面對，我就是要奪權，這還是很重要。很多人會覺得「啊NGO，就是我們組織起來爭取我們的權益」，可是爭取權益只到一部分，你爭取權益，權益是掌握跟分配在別人的手裡，我要求他給我公平的分配。只是這樣嗎？你難道不覺得「所有權益的決定權掌握在少數人手上」這件事情本身是有問題的嗎？奪奪權意指著我對這所有權力的所有權、決定權，要進行很大的干涉或改造。

如果你不取得權力，你不來使用這樣的權力，那當然是有問題的，恐怕我們就會覺得那你也許就是……要怎麼說，福利團體嗎？我在想我要怎麼樣用一個詞彙來說它，才不會顯得太貶抑，但是其實我又有點打算貶抑（笑）。我們也知道所有的NGO或社運團體也不是鐵板一塊嘛，有的社運團體就我來看……就是說你怎麼認識這個世界、你怎麼認識群眾、你怎麼認識組織這件事，會決定了你面對權力（的姿態）、你怎麼對待它。

例如說，如果我是因為要「協助弱勢者」，我把弱勢者本質化了，受暴婦女好可憐、娼妓好可憐、青少年好可憐好無知，如果我們基本的建構是這樣的話，那你當然會發展出救援路線、福利路線。那救援路線是怎麼樣呢？就是說現在掌握權力的人不好，所以我們換個好的，可能就是換成我們，就是我們這些代言者，我們是比較有良心的分配者，我們來救援這些可憐的人。但是如果我們不是那麼本質化地對待，而是把弱勢當作一種處境，是客觀處境，他之弱勢不是他本來就很弱勢。例如說原住民怎麼會是弱勢呢？你到山上的話，要是今天鬧飢荒的話，我們漢人都餓死了，他還可以獵一隻動物來大家一起分享、養活大家，所以他的弱勢是現有的權力結構，致使他身處在這種弱勢的處境，他的起跑點不平等。或者是外籍勞工，我遇到的這些外籍勞工每個都強悍的不得了，有膽識，年紀輕輕，就你們這個年紀，你們還被全家養的時候，他們就到千山萬水之外去養全家。可是他在台灣的這個結構處境裡頭，他當然是弱勢，我們使他有苦難言、使他有話難說、使他被各式各樣的政策所捆綁、無法移動。

如果你把你要組織、你要站在一起的這些對象，你看清楚是這個結構致使他們弱勢，是這個處境致使他們弱勢，那麼要改變的是這個結構跟處境，而不是他們。而且誰來改變呢？那當然是他們自己有能力，他們最知道痛處在哪裡、最知道哪裡被打了一拳。這樣子的話，新的權力被架空出來的時候，誰要來承接這些權力呢？難道不就是這些人嗎？他們有能耐、有本事來自己做決定，而不是需要代言者，他們不需要代理人。這樣子的話，組織的方式就會不一樣、面對權力的方式會不一樣。Alinsky說︰「改變來自於權力，而權力來自於組織。為了能夠行動，人們必須聯合起來。」（《叛道》，193頁。）他必須很快速地使用這種教條式的語言，但是作為有組織經驗的人，大概就知道他在說什麼吧。

 

讓我們從各處開始吧！（一）

讓我們從各處開始吧！（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