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舜臣與松本清張的半生回憶（下）

【續前文】

《半生記》描寫了松本清張於戰時兩次參加教育召集的經驗。第一次在久留米報到，他強烈體會到兵役課承辦人可憑己見、隨意分發戰場，輕易地將平民百姓的生死玩弄於股掌間。第二次的召集則是被編列為派往新幾內亞的補充兵，眾人籠罩在絕望之中，並預感著野戰的激烈和死亡的氣息。部隊開拔後，各個士兵不發一語，而在白濛濛的雨中出現幾道女性的身影，她們執拗地在隊伍中找尋丈夫，直到被憲兵攔了下來。《半路上》則記錄了在日的台籍學生被迫穿上軍服加入志願役的情形。軍方當局將關東地區數百名台籍學生分發至日本內地各連隊，而將關西地區的三十餘人（包括當時就讀京大農學部的李登輝）送回台灣，讓他們在故鄉的軍營接受訓練，陳舜臣親自到大阪港口送別這些年紀相仿的故鄉同胞。

《半生記》描寫在派往新幾內亞前，松本清張先到釜山、後至京城，與來自東京和大阪的士兵會合，重新整編。他在渡輪上回望故鄉九州感到前途茫茫，年邁雙親與妻小離自己越來越遠。後因戰況吃緊，再無運輸船可用而取消派往新幾內亞的調度。在京城服役的兩年期間，松本清張意外獲得觀看京城市容街景與朝鮮自然風光的機會。《半路上》則記錄陳舜臣戰後回到「宛如異鄉的故鄉」台灣的過程。他從神戶坐火車到吳港，在夜晚的昏闇中通過廣島，而無法看清核爆後的慘狀。從吳港登船出發，航行途中心情有些緊張、卻也滿懷期待。抵達台灣後，看到許多異於日本的南國景色。朝鮮與台灣，曾被捲入大日本帝國的擴張與收縮，兩本自傳都保留了當時的第一手素材。

《半生記》和《半路上》都寫下天皇「玉音放送」的情景。松本清張目睹朝鮮人的態度丕變，家家戶戶換下日本國旗、改掛太極旗。朝鮮青年沒收日本軍人的槍枝與佩刀，組織巡邏隊伍。鄉下的派出所傳出被朝鮮人攻擊的事件，部分警察和家屬甚至遭到殺害。陳舜臣則感受到身旁的人們都鬆了一口氣，先前由於空襲的緣故，大家足不出戶，如今則是紛紛走上街道，感受戰爭終於結束的自由滋味。

對松本清張來說，儘管軍隊生活難以忍受，但服役兩年期間的單身自由卻給了他另一種生存的意義。終戰後返家的路上，過往於底層苦苦掙扎的切身感受又回來了。「我自由的空間愈來愈小，幾乎沒有逃脫的可能。而現在身穿軍服打著綁腿的我，就要踏進這個家門。隨著走在鄉間小路上，想一逃了之的幻想也慢慢消失了。」陳舜臣則是因為戰爭結束而瞬間失去日本國籍，無法續留國立學校從事研究工作。在看似不得不放棄的情況下，他卻有著可隨心所欲做選擇的解放感受。「自己的前途只有自己能決定。至今別人為我計畫的道路被放置了一個無法跨越過去的障礙物，說真的我鬆了一口氣。畢竟想到我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有一種窒息感。」

戰爭結束後，大量復員軍人從外地回返日本，但百業蕭條，能立刻上手的工作機會十分有限，回到報社的松本清張也面臨無事可做的窘困。在一家老小嗷嗷待哺的情況下，他嘗試做起小生意。《半生記》詳述了他從佐賀批發掃帚，一路奔波至小倉、門司、廣島、大阪、京都等地販售。初期生意不錯，但很快就面臨材料短缺，得想方設法找尋鐵絲（戰後物品管制）和竹子，可惜最終仍是落得血本無歸。《半路上》則描寫陳舜臣結束返台的三年半時光，回到日本後便進入家中商社學習做生意，他在店舖接待室見到了來自台灣、香港、新加坡等地的買家，並接觸各種貿易商品（如魷魚乾、桐木、昆布等），度過為期十年的商場歷練。

《半生記》和《半路上》的最後篇章，都提到作家進入文壇的起心動念和奮力一搏。松本清張在掃帚生意慘敗、製版工作百無聊賴之際，看見「百萬人小說徵文」的消息，幻想著首獎的三十萬獎金可紓困家計重擔。當時距離截稿只剩二十天，由於沒有鋼筆，僅能用鉛筆和紙質粗劣的記事本，把握空檔時間寫作。有一天，在回家路上遺失了寶貴的鉛筆，只好改用筆芯過軟的報社3B鉛筆，每夜謄寫到三更半夜。最後〈西鄉紙幣〉獲得第三名，獎金十萬元全數用來當生活費。

陳舜臣則是在熬夜看護生病的幼女時，閱讀推理小說而生發這樣的感受：「這種程度的作品，我自己應該也能寫得出來吧。」後來透過講談社的雜誌得知江戶川亂步賞，徵文規定要寫五百張稿紙（約二十萬字），得獎者可獲頒福爾摩斯像乙座，並由講談社出版作品。在公布結果的那天，陳舜臣如常上下班，但回家途中，公事包的提手突然鬆脫，他腦中閃過念頭：「是不是告訴我要告別上班族的生活呢？」最終《枯草之根》如願獲獎，順勢進入文壇。

松本清張在《半生記》的〈後記〉結尾處寫下：「父親是個不折不扣的樂天派，母親則是至死都無可救藥的悲觀主義者。」呼應著他在〈蒼白的童年歲月〉所寫：「父親峰太郎八十九歲逝世，母親阿谷七十九歲逝世。我是他們的獨生子，大半輩子都被他們束縛。我時常想，如果家裡有兄弟姊妹，我就可以更自由；倘若不是出身貧窮家庭，我應該可以選擇自己的道路。如此一來，這本『自傳』的內容肯定會有趣得多。」「蒼白」與「束縛」是松本清張的前半生寫照，所幸這一切都成了日後寫作的養分；正因為切身的「底層」經歷，他的筆總能流瀉出人世間缺乏的悲憫與理解，令生命同樣遭逢「蒼白」與「束縛」的讀者，獲得慰藉與共鳴。

陳舜臣則是在《半路上》的〈後日譚〉描寫，1990年，睽違四十年後再次踏上故土台灣的情景，他與李登輝在總統府見面時，雙方以同感自在的日語閒話家常。2001年，他在洛杉磯演講會場，遇到新莊中學第一屆的學生陳垣光，昔日十六歲的青春美少男，如今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了。這次的相遇令陳舜臣細細回想起深埋心中關於那段動盪年代的深刻記憶。他在全書末寫道：「現在站在我眼前的陳垣光，在受過六年日本教育後，不得不突然切換為中國教育。到美國進入飛機公司，工作到退休之後，還努力要重新複習半世紀前學到的日語，不想任其荒廢。這不正是在亂世中成長茁壯的孩子最真實的模樣嗎？」這段話，濃縮了一個時代的悲哀，也呈顯出人在時勢左右下不輕易低頭的韌性與意志；說的是陳垣光，也是陳舜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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