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緣起】連結太陽花和雨傘的政治神學

文╱堵建偉（小島工房負責人）

本系列的緣起始自一本小書。二○一四年十月香港的雨傘運動開始不久，我重拾Creative Disobedience，作者是逝世十年的女神學家杜樂蒂．左勒（Dorothee Sölle）。左勒是德國的女性主義神學家，師從存在主義聖經學者布特曼（Rudolf Bultmann），與默茲（Johannes B. Metz）和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等同時提出有別於施默特（Carl Schmidt）的政治神學。

這本小書反省在德國教會與基督教中，順服如何造成壓制和災難性後果，並提出以信仰的想像來取代順服。重讀本書，讓我想起同年三月台灣的太陽花運動。兩起社會運動，都看見年輕信徒的積極參與。台北的友人告訴我，教會裡很多青年不顧反對，在立法院外聲援佔領主席台的學生；而香港的金鐘、銅鑼灣、尖沙咀及旺角，參與佔領的也不乏年輕信徒。當台灣和香港有許多關心社會公義和信仰實踐的基督徒，投入反服貿協定和抗議不民主的選舉制度時，教會中也不乏批評這些不服從公民行動的聲音。參與抗爭運動、爭取公義的信徒，所注重的是信仰在社會和公共領域中的見證；講求順服的教會領袖，卻認為抗命不符合基督信仰，把信仰與抗爭運動置於對立和矛盾的位置上。許多信徒對教會迴避社會不公義，甚至順應在上位者的態度，不以為然。

基督教會關於順服政權的問題爭議，始於早期教會（參羅馬書十三章）。但反思作為差不多兩千年來信仰核心價值與美德的順服，並提出以想像來取代，左勒可謂大膽而創新。無論是耶穌在客西馬尼園中禱告的掙扎（馬太福音二十六章36-44節；馬可福音十四章32-39節；路加福音二十二章39-44節），或早期教會對基督的頌讚（腓立比書二章6-11節），均強調耶穌服從上主的旨意，這種順服也讓早期教會的使徒有力地與猶太宗教領袖抗衡（使徒行傳五章29節）。當聖本篤代表的修道主義興起，順服更成為三大核心德性之一。正如左勒所說，順服由上帝要求的內容（行公義、好憐憫〔參彌迦書六章8節〕），變成不問內容、盲目順從上級的私人模式（personal model）。這種順服常常和耶穌的順服相混淆，特別是耶穌自我犧牲的典範往往由自願變成要求，而失卻了犧牲蘊含自我及人性自足的先決條件。

本書原著出版於一九六八年，時值學生運動席捲歐洲。左勒與關切教會如何關心社會的神職人員和信徒（包括天主教及新教），發起了政治晚禱會（Political Evensong），關注當時西德本土和國外的各種社會、政治及信仰議題（如房地產炒賣、蘇軍入侵波蘭、越戰、歧視、教會威權體制等）。他們受到梵蒂岡第二次會議（1962-1965）、法國的天主教工人運動及泰澤團體的羅哲弟兄啟發，以當前的社會和政治議題為切入點，尋求信仰反省。他們的反省發現「每項神學陳述都必須是政治陳述」（Every theological statement must also be a political statement）。[1]

政治晚禱會受學生運動所啟發，繼而啟發了更多曾參與一九六八年學運的基督徒學生團契和小組，他們看到改革社會同時得更新教會。《想像與順服》正正體現了左勒的這種嘗試！有關一九六八年的歐洲學生運動，可參考史文鴻博士和馬國明老師的背景導讀，他們分別縷述了西德和法國學生運動的社會政治背景、人文思潮及後續效應，其實是洞悉了對晚期資本主義的順服，繼而提出批判和想像；美國的學生運動也同時興起，同樣受到批判理論的啟蒙，更影響了後來的美國文化。這兩篇背景導讀立體地呈現出《想像與順服》的寫作脈絡，有助於讀者更深刻地理解本書的涵義。若要將本書和當前台港共同面對的問題扣連，則需要進一步將書中有關順服的分析，放在台港兩地的社會、政治和教會脈絡中，尋找亮光。

本書早在一九七○年於美國出版英文版，書名為Beyond Mere Obedience；[2]之後再由另一間出版社以Creative Disobedience為名出版，並加上作者的英文版序言。[3]該序言的原文不詳，我們承蒙版權持有人授權，乃根據一九九五年的英文版本譯為中文。從該序言可看出作者在撰寫本書時所隱含的三種重要身分面向：國族、宗教及性別。這三個面向是作者在一九七五年起於美國紐約協和神學院擔任神學教授後，和不同背景的同事與學生往來，以至投身各種公義運動（反越戰、反核、反對南非種族隔離、關注拉美失蹤人口）中覺察到的。這份序言不但疏理了她早年寫作時隱含的身分，更指出以想像來取代順服，其實只是她過渡時期的思想；她進而提出以團結取代想像，成為主要的美德。讀者將發現，左勒在本書中藉由文學作品（布萊希特的〈不莊重的老婦人〉）來表達，「想像」可擺脫箝制人性的順服；而在英文版序言中，她以神祕主義傳統中與上帝深邃、沒有等級和上下關係的聯合，所體現的團結為追求目標。從順服到想像、從想像到團結，可見她的行動和思想軌跡。

出版本書的過程中，除了作者的英文版序言，我們發現原著和英文版的章節有所不同。英文版將原著的第三章移到書末，當作附錄。我們認為德文原著可顯示作者的思路，故中文版仍維持原來的章題次序。本書雖然短小，但作者巧妙引用西方著作和歷史典故，且不乏文史哲與社會科學的詞彙和概念，可見作者涉獵的範疇廣闊。對於中文讀者來說未必很熟識的人事物與觀念，譯者林正昊先生在翻譯正文外，均補充譯註，讓讀者更能掌握本書的內容和精粹。林正昊先生為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博士候選人，前年再負笈德國攻讀博士學位。另外，有賴崑山科技大學的史文鴻博士校訂譯文，他給予許多寶貴意見，令譯文的意思更加清晰。史老師早年在德國取得博士學位，德文根底深厚，並在哲學、社會學、通識教育、電影媒介等領域均具洞見。兩位認真而嚴謹的翻譯與校訂，無疑為中文讀者和德文原著搭建了一道文化橋樑，我們深表謝意。

由於譯者和校訂者的努力，讓我再三閱讀本書時都有啟發。每次閱讀，都展開新的詮釋循環，就像讀經典一樣，在不同處境脈絡下與作者對話，開啟新的視野融合（fusion of horizons）。期望本書在信仰和公共領域產生同樣的效應，促進神學與政治、信徒和非信徒的對話，開啟信仰實踐與公民社會互動的介面。

本書的出版，除了有賴譯者和校訂者的付出，也受益於史文鴻博士和馬國明老師的背景導讀，以及王貞文老師的推薦序。王老師早年曾在德國接觸過作者左勒，也撰文介紹過她的思想和詩詞，可能是將她介紹給中文讀者的第一人。王老師抱恙中仍為本書撰寫推薦序，我們銘感五內。其他為本書推介的前輩和同道，也在此衷心致謝。

[1] Renate Wind, Dorothee Soelle－Mystic and Rebel: The Biography.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12, 57.

[2] Dorothee Sölle, Beyond Mere Obedience: Reflections on a Christian Ethic for the Future. Trans. By Lawrence W. Denef. Minneapolis, MA: Augsburg, 1970. 參Carter Heyward, “Crossing Over: Dorothee Soelle and the Transcendence of God," Sarah K. Pinnock ed., The Theology of Dorothee Soelle. Harrisburg, PA: Trinity Press, 2003, 229。

[3] Dorothee Sölle, Creative Disobedience. Trans. By Lawrence W. Denef. New York: Pilgrim Press, 1982; Cleveland, OH: Pilgrim Pres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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