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導讀（一）】反叛與順從的新階段

文╱史文鴻（崑山科技大學視訊傳播設計系教授）

由傳統社會過渡到現代社會的過程，革命和運動往往是必經之路。美國獨立運動及法國大革命、十九世紀歐洲及南美不同國家的獨立革命運動、二十世紀蘇聯及中共的政治革命，當然還有廣泛的殖民地獨立運動。這些都明顯可能遭受血腥鎮壓且經歷流血衝突，成功往往會帶來翻天覆地的政治改變，而成果是好是壞，也非常不一致。和這些傳統不同的，是在相對民主社會中的學生運動及市民社會的運動。馬庫色（Herbert Marcuse）在二次大戰之後的西方社會，提出社會運動會脫離傳統的工人與資本家的階級鬥爭，走向不同階層的多元化形式，而其中就涉及大學生及其他邊緣階級。[1]

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探討德國六○年代下半葉學生運動的興起，點出學生運動的一些特質：一、大學生認為自己是知識分子及社會精英，可推動社會突破既定框架的未來發展。二、他們不甘心只擔當傳統社會安排他們單為科技發展服務的角色。他們作為知識分子，強調不僅需要關心社會現代化的進程，更要帶動社會理性的演變。三、大學生的社會角色脫離傳統以家庭為中心，走向更廣的社會及政治改革的層面。[2]哈伯瑪斯分析六○年代西德大學生身處的社會背景為後納粹年代，當時社會「沒有政治恐怖主義的個人經驗、經濟危機（如一九二九年的大衰退）、既定制度外的其他政治選項，以及（大學生）有組織的政治反對力量。」[3]不過，哈伯瑪斯接受馬庫色在《愛欲與文明》（Eros and Civilization）中的分析，認為當時社會仍強調（清敎徒主義）競爭的道德文化，在富裕社會中還推行著工作及社會生活的高壓方式。[4]馬庫色相信人類社會進入了富裕年代，再也没有巨大的社會匱乏，人類就不需要再用過去的高壓方式來克服匱乏及創造需求的滿足。然而，馬庫色發現並認為晚期資本主義的發展，透過創造出消費主義及大眾文化，使群眾有新的欲望和需求，且使群眾可得到前所未見的官能滿足，卻也因此受到新的操控：「推動無思想的空暇活動（娛樂及大眾文化）、『反理智意識形態』的勝利，都是該潮流的事例。……也容許性禁忌的舒緩。」[5]

由馬庫色到哈伯瑪斯承傳下來的批判理論，認識到人類社會的物質文明已經到了富裕的年代，一向要人民承受的禁制已經過大，那些「過剩∕過度」的禁制（surplus repression）應該取消。只是更令人擔心的是，這社會仍在製造不必要或虛假的需求，以延續那種過剩的禁制。在此有三個重點：一、馬庫色對假需求的解釋很特別，他認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創造出的娛樂及官能刺激，吸引大眾不斷追求，為了得到這些滿足而情願付出更大的個人代價，並接受這種受操控及支配去追求官能滿足的社會關係。二、他指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是另類的「集體主義社會」，在這種社會政治關係下的人民，建立了一種自以為是自由且有豐富選擇之個體的主流「假意識」思想。三、馬庫色更批判美國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把生產體系發展到集體主義形態：「它不單決定社會需要的職業、技能及態度，也決定了個人的需要和冀望。……科技帶來新的、更有效的、更討好的社會控制及社會整合的形式，這些控制的形式的集體主義傾向還像要在另一意義下肯定自己——透過擴散到世界上較落後、甚至前工業階段的地區。」[6]這也解釋了晚期資本主義的美國及其他先進國，如何衍生出對落後社會的操控及霸權。

批判理論對晚期資本主義下的「順服」持批判的態度：一、對社會建制提供的消費主義及官能剌激，保持警覺與批判。二、特別建制對沉迷逸樂的鼓勵縱容，且要群眾付出接受既得利益者的社會關係及利益分配方式的安排，對此要更加警惕及抗拒。三、了解高度消費主義及縱欲行為如何造成資源浪費耗損、環境破壞及減低群眾對壓迫支配的警覺性。四、建立對人與人更和諧之社會關係的構思和想像，提升批判意識及實踐建立更公義社會的方向。

哈伯瑪斯點出了六○年代的德國及其他先進國的大學生洞悉到：「當今社會在富裕的物質基礎上，竟無法消除世界的飢荒，還擴大了先進工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差距，且先進國家向落後國家輸出苦難及軍事暴力。」[7]事實上，在德國學生運動中，有兩起事件帶動了一連串的發展。首先是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晚上，在西柏林德意志歌劇院（Deutsche Oper）發生大學生班奴．奧尼索爾克（Benno Ohnesorg）被警察槍殺的事件。當時大學生在那裡組織向美國扶植的伊朗獨裁者巴力維（Pahlavi）示威的活動，該事件引申出西柏林警方的濫權及暴力。另一項是一九六八年德國學生運動領袖盧地．杜志克（Rudi Dutschke）被右翼分子槍傷；他明顯受到左翼、特別是法蘭克福學派的影響，不單積極推動反越戰運動，還提出要推行德國政治制度長期及根本的改革運動。這兩起事件帶來了德國學生運動中兩個（較有問題的）發展方向。雖然西德大學生沒有像美國青年發展出強大反社會的嬉皮士文化，但大學生的反建制及自我組織和社會較分離，在藝術與文化上尋找滿足及共同生活的方式，就是一種重要潮流。另外一個則是哈伯瑪斯稱為「新無政府主義」的方向。此方向採取激化社會矛盾的方式，不惜破壞社會法則以爭取高度公眾關注，且堅決不和建制內的任何力量合作。[8]最激進的是當時「赤軍」那種行刺及綁架政治和金融經濟重要人物的恐怖主義方式。哈伯瑪斯固然批判政府只考慮向既得利益或既定意識形態傾斜的策略，而不尊重不同社會階層的溝通及利益均衡，但他亦批評破壞社會基本自由及權利的過激政治行為。

藉由上述的分析，我們大抵可在自身的政治社會現實中總結出一些反思：首先，現今的台灣及香港社會都要面對美國國際霸權主義及中國極權主義的影響，我們對兩者要有不同的警覺性。在國際上，美國霸權主義政府一直顛覆大國且企圖支配小國，阻礙不同國家和平達到政治及經濟自主，以挽回鞏固自身逐漸走向衰弱的軍事及經濟力量。這正是不少受到不合理霸權威脅的國家人民，團結批判國際霸權以求共榮的重要方向，也是對抗晚期資本主義的新帝國及霸權主義的重要政治議題。其次，在尚未臻於完全民主開明的政治體制下，各政治力量在批判不同的政治立場時，應該多了解自身立場的盲點，避免用民粹主義的態度，非黑即白地看待政治的民主化及社會民生的議程與進程。最後，對社會建制中維護既得利益者的政府或政治力量的不合理政策，表現反叛、批判及和平抗爭是不能逃避的公民責任，但仍要依重理性判斷並切合客觀現實構想的政治及社會反省，並且絕不能放棄在和平抗爭中人道主義的立場！

[1] Herbert Marcuse,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Boston: Beacon, 1978, 32-33.

[2] Jürgen Habermas, Towards a Rational Society. London: Heinemann, 1971, 13-4.

[3] Jürgen Habermas, Towards a Rational Society, 24.

[4] Jürgen Habermas, Towards a Rational Society, 25.

[5]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London: Ark Paperbacks, 1987 (1955), 94.

[6] Herbert Marcuse, One Dimensional Man. London: Abacus, 1972 (1964), 13-14.

[7] Jürgen Habermas, Towards a Rational Society, 25.

[8] Jürgen Habermas, Towards a Rational Society, 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