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導讀（二）】一九六八：無關宏旨的一年？

文╱馬國明（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座副教授）

著名史學家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原名為《一五八七：無關宏旨的一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驟眼看來，一九六八年也是無關宏旨的另一年（another year of no significance）。跟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下、蘇聯解體或九一一恐襲所引起的即時反應相比，一九六八年席捲全球的學生運動不過是虛火上升；學生運動平息後，一切又回復平常。更甚者，當一九七三年因石油禁運導致全球經濟衰退，兩年後美軍失守撤退南越，越戰正式劃上句號，一九六八年的學運更成了不折不扣的遙遠記憶！

德國猶太裔思想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認為，歷史上發生的每一起事件都必然包含兩段日子：首先是事件發生的一段日子，而另一段則是後人完全辨認事件意義的日子。縱然《萬曆十五年》有力地說明一五八七年間發生的事，乃預示著明朝的衰落，當年的事情卻要等到約四百年後該書出版時，才能為世人了解。如果說一九六八年席捲全球的學運已成遙遠的記憶，箇中涵義也包括發生於一九六八年還未被世人認識的事情。但當年發生的事情正如任何事件一樣，還有另一段日子，足以說明那年發生的事並非遙遠的記憶。或許二○一四年發生於香港的雨傘運動，就能讓人重新了解一九六八年的意義。

二○一四年的雨傘運動是香港史無前例的大型群眾運動，對這場運動最常見的評價是「失敗」。「失敗」的因由，則往往歸咎於領導運動的雙學[1]未能及時把行動升級。一九六八年席捲全球的學運平息後，一切回復平常；對這場運動的評價卻非簡單的一句「失敗」可以作結。為什麼兩起運動同是無功而還，人們對一九六八年學運的評價卻有別於雨傘運動？

一九六八年發生於巴黎的學生佔領校園事件及其引發的激烈衝突，並非雨傘運動中出現的零星衝突可比擬的。兩者更大的分野是，巴黎的學生運動得到工人聲援，並發起全國大罷工，令整個法國經濟癱瘓；雨傘運動初期雖曾試圖發起工人罷工響應，但反應冷淡。另一方面，巴黎學生運動的開始，有別於雙學號召重奪公民廣場[2]那麼高姿態。時為一九六八年三月，為數百多人的巴黎大學學生和個別詩人、文人佔領巴黎大學其中一間學院南特禾（Nanterre），並在學院的校委會會議廳商討，如何改革大學撥款及相關的官僚主義和階級歧視等問題。大學方面知悉事情後報警求助，而佔領校園的學生發表了他們的聲明後便十分「和理非」[3]地散去。事情本應終結，誰知校方秋後算帳，對參與佔領校園的學生作紀律處分。此舉令其他未參與佔領行動的學生十分不滿，一起對抗校方的專橫做法。校園的抗爭持續了個多月後，學院的行政人員於五月二日索性關閉校園，並將發起佔領校園的幾位學生領袖驅逐出校。結果弄巧成拙，巴黎大學另一所學院索邦（Sorbonne）的學生在五月三日舉行集會，抗議校方關閉校園和驅逐學生領袖。索邦校方同樣召喚警察進入校園驅散集會，封鎖校園。全國學生組織和教師工會隨即號召學生於五月六日遊行到索邦校園，超過二萬名學生、教師及支持者響應，但遊行隊伍遭到警察用警棍驅趕。個別人士逃跑，部分則掟磚還擊，其他人索性在馬路架設路障，跟警察周旋到底。學生和警察激烈衝突後，高中學生組織馬上發表聲明，支持學生一方，並參與第二日在凱旋門舉行的大型集會。是次參與者不限於學生，首度有不少年輕工人參與。由於巴黎大學當局和警察一直拒絕學生的要求，且繼續封鎖校園，致使衝突不斷，最後引發全國工會發起大罷工，癱瘓整個法國經濟。

然而，法國的學生運動最後無功而還。時任總統的戴高樂短暫離開法國，前往法國在柏林的空軍基地評估形勢。戴高樂回國後馬上解散國會，並在隨後的選舉中勝出，其領導的政黨還增添了議席。選舉過後，學生運動亦告偃旗息鼓。雨傘運動爭取公平、公正、公開、沒有篩選的行政長官選舉；戴高樂恰好憑著這樣的選舉穩定局面，並重新執政。不少評論者認為法國民眾厭倦持續不斷的街頭衝突，因而選擇支持威望甚高的戴高樂政權。不過法國的學生運動並非衝著戴高樂政權，若非巴黎大學校方強硬對付思想獨立的學生，學運不會愈鬧愈大。同樣，若非香港警察刻意封鎖前往公民廣場的通道並施放八十七枚催淚彈，佔領馬路之事相信不會發生。

無論如何，當旺角和金鐘的佔領區相繼清場後，長達七十九天的佔領運動告終，大多數參與者都認定雨傘運動失敗。法國的學運規模比雨傘運動大得多，跟警察在街頭不知發生多少次激烈衝突，在國會重新選舉後便無疾而終，參與運動的法國學生卻沒有認為運動失敗。箇中緣由，當然不像某些可笑的說法是因為外國的月亮特別圓，而是外國的intellectual[4]底子特別厚。法國是啟蒙運動的故鄉，但在一九六八年法國學生運動中扮演著思想啟蒙角色的，則是成立於一九五七年的國際情境主義（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該組織由一群前衛的藝術家、知識分子及政治理論家組成，旨在更新社會。他們認為戰後的歐洲已形成成熟的資本主義，商品的邏輯不單支配著經濟運作，更漸漸蠶食日常生活。居伊．德波（Guy Debord）的《景觀社會》（Society of Spectacle）和哈伍爾．范內哲姆（Raoul Vaneigem）的《日常生活的革命》（The Revolution of Everyday Life）是組織中最為人熟悉的兩部著作。在一九六八年的學生運動裡，巴黎的大學、中學，乃至街頭各處，都可見到源自國際情境主義的標語或小冊子。法國學運的參與者不認為運動失敗，因為運動的目標是更新社會。相反地，雨傘運動一開始便出現「沒有大會，只有群眾」的口號，後來更糾纏於「拆大台」和「以武制暴」的無謂爭端。雨傘運動對不少參與者而言是一次政治覺醒，但要說思想啟蒙則恐怕言過其實。因此運動過後，不少參與者只感到挫折，並認定運動失敗。事實上，雨傘運動是以佔領街道的方式，逼使專橫的中共政權撤回八．三一人大常委握殺香港公平、公開和公正地普選行政長官的決定。[5]

香港社會一向有「搵食大過天」的不成文原則，「阻人搵食」雖不至是滔天大罪，但卻必定受責備。因此，雨傘運動由第一天開始，佔領港島和九龍的主要街道，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韙。除了要面對專橫的中共政權，還要面對這種不成文原則。即是說，雨傘運動除了爭取「真普選」，還肩負著移風易俗的艱巨任務。向專橫的中共政權爭取「真普選」固然困難重重，移風易俗的任務又談何容易，何況香港根本沒有什麼intellectual的底子。跟雨傘運動一樣，法國的學生運動同是無功而還，但在思想上，法國學運一方面受國際情境主義的主張和對成熟資本主義的批判啟發，另一方面則為李維史陀（Claude Levi-Strauss）、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拉康（Jacques Lacan）、福柯（Michel Foucault）、阿圖塞（Louis Althusser）、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等思想家鋪平了道路。上述思想家全為法國人，他們在上世紀七○至九○年代雄據西方學術思想界。這批響噹噹的思想家並非直接受一九六八年的事情影響，但當年的學運受國際情境主義的一群思想家啟蒙，形成了接受前衛思想的龐大受眾群。運動過後，上述思想家的洞見更是如魚得水；受眾群有如揚聲器，把這批思想家的見解大範圍地擴散。

一九六○年代美國的學生運動也發揮了類似的作用。自一九五○年代麥卡鍚主義盛行，美國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組織固然有如覆巢，整個社會幾乎聽不到異見聲音。在冷戰時期，美國和蘇聯軍事競賽，核武急促增長，一群自由派人士深感不安，便成立組織反對核武。反對聲音雖然微弱，卻促成了一九六○年成立的全國大學生組織Students for Democratic Society。他們的主張本來十分溫和，轉捩點發生於一九六五年，美國決定空襲北越，此舉令美國的大學生形成反戰的情緒。這股反戰情緒又與馬丁．路德．金恩發起的民權運動合流，他們仿效民權運動的做法，在大學校園組織時事宣講會（teach-in）。到了一九六八年初，越共的攻勢令美國主流社會開始質疑美國出兵越南的代價。美國的學生則明確地提出反戰的主張，並且佔領校園表達不滿。美國的學運在規模上比法國的小得多，卻同樣受到思想上的啟蒙。扮演啟蒙者角色的，則是由德國移民到美國的法蘭克福學派學者馬庫色（Herbert Marcuse）。美國的學運深受他的兩部著作所影響：《單向度的人》（One Dimensional Man）和《愛欲與文明》（Eros and Civilization）。馬庫色提出西方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基本上解決了人們的物質需要，有條件地滿足人們對愛欲（Eros）的追求。基於人類社會幾千年，甚至上萬年的運作，即使具備充足的物質條件，但礙於種種既有的規範，人們不可能隨心所欲地追求愛欲。但面對既有規範而必須作出的種種壓抑中，必定有一些是無謂或多餘的，亦即他所謂過度的禁制（surplus repression）。

深受馬庫色啟發的學生運動也影響了美國的文化發展，最著名的例子是一九六九年的胡士托（Woodstock）露天音樂會。西歐和美國的學生運動，連同捷克的布拉格之春，都發生於一九六八年，一九六八年絕非無關宏旨的一年，而是神奇的一年。當然凡事都有例外，一九六八年也是毛澤東意識到一手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失控了，膜拜他的紅衛兵分成各派系，互相攻擊、械鬥，惟有借助所謂人民解放軍來收拾殘局。總的而言，一九六八年是有待人們認識的一年。

[1] 指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和學民思潮兩個學生組織。

[2] 公民廣場其實是香港政府總部正門外的空地，為眾多集會舉行的地方，如二○一二年反對國民教育運動，被民間組織名為公民廣場。

[3] 「和理非」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簡稱，近年有人加上非粗口（穢語），變成「和理非非」，一語雙關。

[4] 作為名詞，intellectual一詞可勉強翻譯為知識分子；但作為形容詞，中文詞彙還沒有通用的翻譯。

[5]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於二○一四年八月三十一日頒布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及二○一六年立法會選舉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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