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德國人：左勒及《想像與順服》

杜樂蒂．左勒（Dorothee Sölle）一生著作豐富，1965年出版第一本書，1968年發表《想像與順服》時還不到四十歲。若以她的三十多部作品來衡量，《想像與順服》或許稱不上經典之作，也非最成熟的作品。然而，作為第一本引進中文世界的左勒著作，該書深具時代意義（見「出版緣起」〈連結太陽花和雨傘的政治神學〉）。左勒於1968年發表此書可能是種機緣偶然，但1968年確實有著舉足輕重的歷史意涵（見兩篇「背景導讀」：〈反叛與順從的新階段〉和〈一九六八：無關宏旨的一年？〉）。

根據左勒的自傳Against the Wind: Memoir of a Radical Christian和傳記Dorothee Soelle: Mystic and Rebel，她在1968-1972年於科隆推動「政治晚禱會」，那是一種打破各種界限（宗派間的界限、教會內階層的界限、信仰與政治的界限）的新嘗試。此舉既鼓舞了當時的年輕基督徒，也讓學運世代看到教會的另一種可能性——積極關注社會議題、參與公共事務。但隨之而來的是保守教會的各種反撲與打壓。1975-1987年，左勒遠赴紐約協和神學院任教，展開新的旅程，藉此接觸到不同的公民運動表現，也確認了自己身上的女性主義精神。

讀完左勒精彩的自傳和傳記，不禁這麼想：如果她是在人生最後十年才寫下《想像與順服》，內容可能會有什麼不一樣？幸運的是，中文版取得授權，收錄了她為1995年英文版所寫的序文（見〈從順服到想像，從想像到團結〉）。在某種意義上，這篇序文可視為這位一生特立獨行的神學家，在波瀾壯闊的信仰旅程最後階段，回首近三十年前發表的作品，所做的補充與再詮釋。

在序文裡，她開宗明義地指出自身承載了三種「順服」傳統，那是透過三重身分而來的：國族、宗教及性別。這三者可謂閱讀本書的重要視角。

首先是她背負的國族傳統。左勒在自傳裡寫下她成長中所遭逢的「納粹經驗」。1943年秋天，十四歲的左勒在科隆的電車上，目睹一名猶太女孩在軍人現身時匆匆下車逃離，留下無盡的無力感；哥哥同學的母親藏匿在左勒家中的閣樓六個星期，每回躲避空襲她都牽掛那位猶太母親的安危；左勒意外發現父親有四分之一的猶太血統，她卻因納粹洗腦而對自己非純雅利安人感到自卑；二十歲的左勒從甫出版的《安妮日記》，認識了與自己同年卻早逝的猶太女孩安妮．法蘭克（Anne Frank）。

左勒成年後，始終縈繞心頭的問題是：「納粹屠殺為何會發生？我的父母曾做些什麼事去阻止？我的老師們是站在哪一邊？德國傳統中的什麼造就了這一切？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扮演某種角色嗎？華格納（Richard Wagner）、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呢？」在1950年代，左勒一直想弄清楚猶太人在何時、何地、如何、被誰所殺害；到了1960年代中期，她試圖發展一種「後奧斯威辛」神學。

在1997年出版的《我是如何改變的》一書中，當左勒回顧自己神學的起點時這麼說：「我從來都不能理解，在奧斯威辛後，神學如何能夠維持不變，仍像從前那樣。這是我為何對於不受影響、無動於衷的神學感到吃驚的主要原因之一，這種神學不過是換湯不換藥，與現實沒有真實的關係。」而與左勒共同提出「政治神學」的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和默茲（Johannes B. Metz）——二戰期間，前者曾被關在戰俘營，後者則是目睹連隊同袍全數遭殲滅——也不約而同地在《我是如何改變的》裡提起奧斯威辛。

莫特曼說：「《被釘十字架的上帝》在1972年出版，這也是我為如何『在奧斯威辛之後』生活於德國這一問題尋找答案的一個嘗試。」默茲則說：「我不再以一種靈活巧妙的方式談論關於基督信仰之歷史性的神學問題，迫使我的神學越來越清晰地正視歷史自身，正視帶著像『奧斯威辛』這樣一個災難性名字的那段歷史。從此以後，我反覆不斷地思考，為何人們從我們的神學中很少能夠看到和聽到這麼一場大災難以及人類受難的歷史。……神學真的能夠醫治一切傷痛嗎？在這裡，奧斯威辛對我發出了最後通牒？」

左勒在英文版序文中標示出《想像與順服》所做的努力：「身為『納粹大屠殺』（Holocaust）後的德國人，意味著我的神學概念和我用來表達的神學辭彙，若抽離了它們的歷史，將會了無生氣。……已發生的事，我既不能忘記，也不想忘掉。若順服的概念被具理想主義或愚昧的納粹青年所利用，犯下了我國人歷史中的滔天大罪，我們就必須反省這概念的問題在哪裡。本書便呈現了這些反省的結果。」

在第二章開頭，擅長說故事的左勒引述了某傳記的一段話：「我的父母是這樣教育我的：我對成年人、特別是對長者，要以尊重與恭敬代之，……不管這些人說什麼，都是對的。這些教育原則逐漸在我身上根深蒂固。」之後謎底揭曉，這名受過嚴格基督教教育的傳記作者，正是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指揮官魯道夫．赫斯。此外，這章還提到另一名曾參加基督教青年會（YMCA）的納粹軍官——戰後於耶路撒冷受審的阿道夫．艾希曼。

左勒無意簡化基督教順服教育與德國法西斯主義的關係，但她明白表示此種反省無可迴避：「我們今天作為基督徒，有義務去批判一般的順服，並且這種批判必須是徹底的，……在這個世紀，順服在我們基督徒、德國的歷史當中扮演了一個災難性的角色。誰忘記或壓抑了這個背景，並且滿心歡喜地重新開始順服，彷彿問題只在於去服從一個對的主人，那麼，他就沒有從被稱之為歷史的上帝的教導中學到什麼。」

另外，第四章提到，一名美國飛行員用汽油彈轟炸一所有二十七名孩童的學校，事後冷靜地向南越政府道歉。「由一個服從命令者來道歉，好像他有責任似的，事實上很荒謬！……『看看發生了什麼事』在順服中是不會出現的。服從者可以不用關心這些。道歉證明了沒有愧疚感。執行了的順服具有防止愧疚感的社會防範作用。」確實，「邪惡的平庸性」並不單存在於德國，正如英文版序所寫：「人們向某人交出他們的理性和良心，這種盲目順服並不限於特定的國家。」而左勒的美國學生則有感於凱利中尉以順服概念來合理化美萊村屠殺。

一生參與各種和平運動的左勒，曾在竭力奮戰後對於和平能否真的實現感到困惑和疲憊。她的荷蘭好友（一位反戰運動者）告訴她一個美麗的故事：「許多在中世紀參與建設主座教堂的人，終其一生都未見過完整的教堂，因為工程費時往往要兩百年，甚至更久。一名切割石頭的工匠在某處雕刻玫瑰，那就是他一生的工作，也是他所能見到的全部。雖然他不曾進入完成後的主座教堂，但未來有一天，那教堂將確實矗立人間。」這個故事鼓舞了左勒，就像奴隸制度被廢除了，其他的不義之事終有一天也將消除，即使那時她已不在世間。要緊的是，相信自己參與在偉大的建設中——與他人的生命真實連結。

當左勒在美國見證了「公民不服從」的表現（用汽油燒掉徵兵卡、阻止火車運送武器到越南等），她越發相信「團結」的可能性。「有些人為政府以他們之名行事而感到羞愧，他們之間甚至形成了一種國際的團結，這種羞愧的團結堪稱為『革命性的』。」「為了即將面臨的各種抗爭，我們需要想像，也需要新形式的不服從。將來會出現的是，我們將不再只為羞愧而團結在一起。」

儘管左勒已在二○○三年辭世，而《想像與順服》在問世半個世紀後才遲至中文世界，但她當年的思辨與洞見，如今依然犀利且深刻地挑戰著台港兩地的基督徒。她在英文版序言末的詰問，仍鏗鏘有力地迴盪至今：「在這個時代，身為基督徒意味著什麼？我們所選擇的，是順服的傳統抑或抵抗的傳統？在基督信仰中是否還有超越『全然順服』的事物？超越順服就是抵抗！」

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