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女人:左勒及《想像與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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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與順服》的扉頁上,有句特別的話:「致我鮮少順服的孩子Martin、Michaela及Caroline」,這話可視為本書巧妙的破題。那三個孩子是杜樂蒂.左勒(Dorothee Sölle)與第一任丈夫Dietrich Sölle所生,這段婚姻維持了十年(1954-1965年)。在《想像與順服》出版的隔年(1969年),杜樂蒂與一同推動政治晚禱會的Fulbert Steffensky共組家庭,育有一女Mirjam。

在《想像與順服》的1995年英文版序文中,杜樂蒂寫道:「在我的國族與宗教的身分以外,使我寫下本書的,還有第三種壓迫傳統。出身於德國新教,並在這個扭曲的傳統中拚命尋找意義,讓我不太注意到這第三種壓迫力量。但現在我認為,與順服概念搏鬥的最深層根基,乃是我的性別身分,儘管寫作本書時〔1968年〕我還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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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樂蒂在1954年取得博士學位,1971年交出教授資格論文,直到1975年才獲得正式教職——遠渡重洋至紐約協和神學院教書。伊莉莎白.莫特曼—溫德(Elisabeth Moltmann-Wendel)在《我是如何改變的》(杜樂蒂和伊莉莎白是本書九位同世代神學家裡的唯二女性)中提到:「在1945年,柏林有三分之一的大學生都是女性,她們比那些當時加入神學院、疲憊不堪的戰士們更為聰明、更有經驗。」然而,日後的學術之途則是另一回事。伊莉莎白這麼說:

「我是首位在哥廷根大學新教神學學院獲得博士學位的『童女』——『最為博學的童女』(virgo doctissima),我的博士證書這樣寫著,那是1951年。……但那就是我的神學生涯的終結。這是因為我已經結婚了,並且根據當時的規定失去了受訓成為助理牧師、被按立為牧師和以牧師身分事奉的一切權利資格。我們那一代人對此沒有提出抗議,而是屈從於當時甜蜜的神學毒藥,據此,精神上同等的地位也就意味著同等的權利。我們那一代人也屈從於德國社會和神學界種種盛傳的假象,接受一種恩典相同的、分享的、互補的、溝通的夥伴關係——不同的神學家以越來越吸引人的詞語對這些假象加以描述。不過,到了最後,大寫的『他』,亦即男性,總是領導者。」

杜樂蒂剛到協和神學院任教時,她的同事和學生一再地問她:「妳的神學和妳身為女人有何關聯?」當時的她並不知道該如何回應。同樣育有四個孩子的伊莉莎白則說:「從前的學生們現在都友善地最多把我視為一名妻子和一位母親。我已經沒有自己的歷史了。尤其重要的是,我清楚認識到,雖然神學在那時候已經發現到工人和社會世界,神學也觸及了心靈,並且產生種種新穎且吸引人的神學構想,婦女也在其中投入相當的熱情;然而,婦女的世界仍然未被發現,在神學上仍然沒有適切性。我的實存境況與我的神學不再有任何接觸點。」

杜樂蒂在同事及學生的刺激下,發現了「自己潛在的女性主義」:「我的美國朋友們花了好幾年的時間,才使我意識到自己所感覺到並寫下來的是什麼。」同樣地,伊莉莎白在1970年代從美國朋友那裡獲得女性主義神學運動相關著作,得以敞開截然不同的想像:「當我在美國進行訪問時,我看到這裡有從婦女出發的一種不同的神學—社會思維。我在其中活了超過四十年的世界,經歷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我就是我,我就是某個人,我不再需要僅僅以母親和妻子的職能來看待自己——我也開始從事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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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想像與順服》的第七、八章,杜樂蒂借用布萊希特的〈不莊重的老婦人〉來談人的主體性。這兩章的章名——〈由不自主……〉和〈……到自我滿足〉——分開來看有點莫名其妙,但合起來看便一目了然:「由不自主到自我滿足」。布萊希特筆下的老婦人,一生辛勤照料家人和員工。當她七十二歲時,丈夫已過世、孩子各自成家,自家經營的工廠也賣給別人。她在人生最後的兩年時光裡,首次有機會過上不一樣的生活。

這位老婦人在大宅院獨居生活,而不接濟住在狹窄空間裡的親戚;夏日凌晨三點,漫步於無人的小城中;放肆地從事各種從未經歷的享樂,如看電影、打牌、喝紅酒、野餐等;讓她從外地回來的兒子住在旅店,且不同他一起去掃丈夫的墓;不理會家人,而發展自己獨特的友誼——與一名被家人稱為「殘廢」的畸形女孩去電影院,並慷慨地送她禮物(一頂別著玫瑰的帽子)。

老婦人的種種行徑被孩子及鄰居視為「不莊重」,他們甚至懷疑她「精神異常」。然而,杜樂蒂這麼評價:「這個女人的生命長期處於像生理規定的角色中,已經夠久了:她身為女兒、妻子和母親的性別角色,其實是社會凝固下來的處境條件。只有當年老時,這些角色才會退場;而這位多年來精力耗竭、自我消失殆盡的女人,才成為一個人。」

杜樂蒂在英文版序說:「當一個人發現自己服從了遊戲規則,卻並不清楚明白這些規則所導向的目的,實在令人痛苦。人們對那些強迫別人順服的人感到憤怒,也對自己順服得太久而感到恥辱。」這段話呼應了她對於「不莊重的老婦人」的解析:「犧牲作為慣常的美德、作為透過妻子和母親這種特定角色來規定的生命成就,是毀滅性且致命的。屬於自我犧牲者的精神被虐狂,其作為一種受苦的愉悅感,將以虐待狂的方式輸出,因為人類的潛意識會為了加諸於已身的事而為自己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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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身為德國人」是杜樂蒂自覺做神學最需反省的歷史—社會脈絡,那麼「身為女人」則是她從事神學寫作不可或缺的切身位置。「我愈來愈難接受上帝作為父親、生育者、統治者和歷史的安排者等形象,萌發於我更清楚地體會,生為女人因而是『不完全的』,並因此要活在一個父權社會當中的意味。我怎會想要權能作為我生命的主要特質?我怎能崇拜只是男性的上帝?」

杜樂蒂指出:「忽視靈魂中的女性成分,且貶低一切帶著女性韻味的事物,這對神學家的說話與書寫方式所造成的破壞,比起任何從世俗而來的抨擊都更加巨大。」當她尋求一種更佳的神學語言時,受益於從神祕主義而來的體會:「在神祕主義傳統中並不容許『至高權力』、宰制或否定一個人有自身存在的正當性。」「在神祕傳統中,宗教意味著體驗到與整體合一、互相隸屬,但絕非順從。……我們與上帝的關係並不是順服的關係,而是聯合的關係;這無關乎一位遙遠的上帝,強求我們要犧牲和自我否定,而是關乎一致與贊同,關乎要與那有生命力的合而為一。」

杜樂蒂的這些體會,也呈現在她所期待的一種「不被美德所剝削」的社會景況:「可以想像一個社會,不再需要奪去某些主體的主體性。這種非人性的要求不僅毀掉了它要求的人們,那些如此要求、或者在人生規劃中計算著別人如何自我放棄的人們,也都是不自由的。……人類之間的關係是雙向的,一個部分不能以消費另一個部分來換取豐盛。長此下去,這種互動將同時危害夥伴雙方。」

Dorothee Soelle: Mystic and Rebel的作者Renate Wind指出,杜樂蒂的神學工作鑲嵌於她的個人生命,她無意建構系統知識,而是呈顯思索過程及生活方式。誠如傳記副標題「神秘主義者」和「反叛者」(如鳥之雙翼)所示,杜樂蒂一生勇於逆風而行,且不輟地尋求與她信仰的對象合一。傳記最終為她的信仰人生下了這樣的註解:「杜樂蒂對上帝的終身追尋、對上帝無止息的疑問,並未將她帶向一個答案,而是一個擁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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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用通告: 身為基督徒:左勒及《想像與順服》 | 游擊文化/公共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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