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訂者序】在那以後的成田機場

《空港粉碎》校訂者序
在那以後的成田機場

顏雪雪

幾年前，在因緣際會下，我翻譯了小川紳介導演的記錄電影《三里塚之夏》（一九六八）。電影一開頭，就說明了千葉的三里塚、芝山地區，在政府事前沒有告知的情況下，被迫成為了成田機場用地。當地農民起而抗爭，與警察發生大規模的推擠、拉扯，有人受傷，一群人在西瓜田上奔走、逃竄，農民婆婆則在後面哭著大喊說：「我的西瓜、我的西瓜⋯⋯。」

這段歷史的抗爭程度過於震撼，使我久久無法忘懷。某次我在成田機場大廳過夜，雀躍地等待黎明飛往九州的班機時，突然就想起腳下踩的光可鑑人的地板，可能就是那片破碎、紅彤彤的西瓜田，再配上電影裡農民、學生們的尖叫聲，背脊便無端地冒出寒氣。

我問過許多日本朋友是否知道成田機場抗爭事件。但只要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幾乎都不知道作為日本國際航線門戶的成田機場，在興建初期曾有過這段大規模的抗爭歷史，甚至造成抗爭者自殺、員警傷亡，幾乎撕裂了當時日本人（至少是千葉人）與政府之間的信賴關係，更是日本民主歷史的疤痕。

這是一段逐漸被淡忘的歷史。但幸好，並不是無人關注。如果閱讀宇澤弘文的這本書，會清楚地理解到，機場抗爭是怎麼發生的：當時的政府從選地到徵收的過程皆粗暴顢頇、後續安置失當、加上出爾反爾的傲慢，最終使得悲劇一發不可收拾。

在注重「團結為國」的日本，發起社會運動的艱辛並不比在台灣來得低，尤其當時更有日本報紙以嘲諷口吻稱機場抗爭人士為「日本最強釘子戶」。但宇澤作為一個學者，清楚地以旁觀者的角度分析，這些農民要的只是「安身立命」，千葉的氣候、適合耕作的土壤、戰敗後的移墾歷史、低收入戶的階級問題，都是這些農民不肯走、也走不得的主因，並非只是「為了錢」如此簡單。

但宇澤這本書的觀察，只到一九九二年為止，彼時抗爭只能說「告一段落」，仍尚未結束。後來成田機場抗爭成功了嗎？在一九九五年，政府接受了宇澤等人的圓桌會議討論結果（也就是本書提及的「隅谷調查團」的衍生），內閣總理大臣村山富市，代表日本政府正式為徵收的強權做法道歉，獲得部分抗爭人士的諒解，讓一些農家自動售出土地。

雖然這並不代表事件落幕，但遺憾的是，隨著時間繼續拉長，人民逐漸淡忘了這件事情。除了少數中堅分子，支持抗爭的人群逐漸散去，這雖然與成員高齡化、抗爭時間過長有直接關聯，但也與當地人恐懼發展程度落後於其他縣市有關。在「機場與地區共生」的口號政策下，當地人已逐漸能夠忍受噪音、轉向接受機場，而且鄰近區域的機場也逐步發展，像是羽田機場增加國際線航班、茨城機場開放國際線，在這種種壓力下，當地人更害怕已蓋好的機場成為一座荒城。

所以，以結果來看，機場抗爭運動似乎是「輸了」。二○○九至二○一三年，NAA（成田國際機場公司，Narita International Airport Corporation）與「一坪土地運動」抗爭成員的官司，除去和解的部分，NAA獲得全勝。此外，二○一六年，法院也判決（二審）拆除本書出現過的「橫堀現地鬥爭本部」，計畫的機場跑道也已啟用，甚至已規劃了第三跑道。

不過，這個日本曾經的最大社會問題，仍然帶給了日本社會、乃至全世界非常好的反思。即使是到了二○一四年，仍有學者鎌倉孝夫等人寫下《叩問成田機場的「公共性」》等書，顯然這場社會運動帶給日本巨大的教訓，後來連德國在蓋慕尼黑機場時都有所借鏡，思考該如何順利徵收不致引起市民反彈。

希望本書中譯版在台灣的問世，也能給予台灣土地上的人們一些反思—所謂的公益徵收，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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