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藍文化,將專業知識普及化的橋梁:專訪蔚藍文化總編輯廖志墭(可樂)

標準
受訪者:廖志墭(可樂,蔚藍文化總編輯)
時間:2018年3月22日
地點:微貳獨冊(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346巷56號)
訪問與撰稿:許家旗
圖像提供:蔚藍文化

蔚藍是東海岸與蔚藍海岸的疊合,本土與國際的疊合

蔚藍文化總編輯廖可樂工作現場

二○一三年創立的蔚藍文化,社名之所以取作「蔚藍」,其實源自歐洲的蔚藍海岸。社長林宜澐覺得蔚藍海岸的美,令他想起花蓮的海岸。花蓮這個城市的意象,成了林社長心心念念的縈繞。包括之前在讀書共和國成立的東村出版的命名,也都與花蓮有著聯繫。「東村」原指紐約的東村,是一個人文薈萃、創作者窩聚的所在。對林社長而言,臺灣的東村——東邊的村,就是花蓮。花蓮與東村兩個城市的疊合,東海岸與蔚藍海岸的疊合,本土與國際的疊合,成就了東村出版,也成就了後來的蔚藍文化。

對於「蔚藍」這個名字,總編輯廖志墭(可樂)又作了更寬廣的發揮,從海洋延伸到天空。蔚藍既是水,也是空氣,是生存之必須,卻不會因存在而感到負擔與壓力。蔚藍文化希望在選書與出版能夠扮演將專業知識普及化的橋梁。面對當今網路碎化的資訊,很多人以為看了這些資訊就代表已經知道了些甚麼,但這些資訊對智識的累積與增長是零碎而有限的。蔚藍文化面對網路資訊這個出版產業真正的競爭對手,深信出版之所以必要,在於將知識進行系統的整理,讀者可以透過閱讀行為有所收穫。

以行銷身分回到出版行列,可樂加入蔚藍文化

現職於蔚藍文化總編輯的可樂與林社長最早相識於小小書房的編採班。可樂時為編採班的學生,林社長正籌畫東村出版。一個需要工作的學生於是遇上了一位需要員工的老闆,因著這個契機可樂加入了新成立的東村出版。半年之後,這個品牌收掉,可樂進入水牛書店擔任店長的工作。林社長則另起戰場,創立蔚藍文化。

在水牛書店的時候,可樂曾以書店的角色參與蔚藍文化的發想以及部分活動,比方說促成了蔚藍文化出版的的第一本書《島嶼浮世繪:日治臺灣的大眾生活》作者蔣竹山,與玉山社出版公司的《日本皇族的台灣行旅:蓬萊仙島菊花香》作者陳煒翰在水牛書店舉辦一場對談。可樂最初加入水牛書店,原本期待在「水牛」這個老出版品牌底下所累積的眾多出版品能有所發揮,至於擔任書店店長雖說有趣,但空間經營終非其所擅長與熱中,所以後來還是選擇離開。

離開水牛書店之後,曾短暫在某個新成立的出版品牌從事行銷業務的工作,從中學習製作業務報表與巡點銷售通路。在進入蔚藍文化前,也曾想過和朋友開工作室,或者從事藝術經紀方面的工作。在蔚藍文化成立一年、出版了四本書後的冬天,可樂加入了蔚藍文化的工作團隊。那個時候蔚藍文化有一位編輯,可樂以非全職的行銷身分,接續過往在東村出版時與林社長的緣分,重新回到出版的行列。

 

唯有親身實作才能描繪出版的實貌與問題的所在

規模不大的蔚藍文化,成員小巧細緻。林社長扮演活潑的右腦,發揮小說家的想像力,處理發想與選題;可樂負責執行面的統籌與進度控管,並以對市場的掌握,以及計畫落實的難易程度貢獻意見。

至於翻譯書的出版,蔚藍文化是以主動的態度選材,像林社長會從《紐約時報》之類的國外報章選取某些感興趣的書籍,然後請版權代理幫忙洽詢版權與中文出版事宜。大眾史書系則由書系主編,也是歷史學者的蔣竹山教授負責選書,並直接和林社長溝通出版事宜。

在編務的實際執行方面,包括編排和校對等工作,可樂會請專業的設計與校對員協助。有一些對出版有興趣,甚至曾表達希望到蔚藍文化實習的陌生朋友,可樂認為,出版就是實作,只有親身去作才能描繪出版的實貌與問題的所在。在蔚藍文化工作的夥伴沒有上下從屬的關係,可樂通常會負責版型與書稿等大結構的規劃,實際校對與潤稿則會依書稿的性質和需要的能力,找合適的助理執行完成。秉持這個工作態度,蔚藍文化儼然成為出版業的人才培育中心,後來有助理夥伴在蔚藍文化的培養下,到其他出版社成為正式編輯。

創社之作,蔚藍文化的開始——從臺灣到花蓮,從日治到大航海

蔚藍文化出版的第一本書是蔣竹山教授的《島嶼浮世繪:日治臺灣的大眾生活》。作為大眾史書系的第一部作品,據可樂所知悉是書系主編的一本示範之作,也就是說希望藉此為這個書系開出一個規格,邀請其他優秀的作者、作品加入。

至於可樂加入蔚藍文化後經手的第一部作品是《只能在京都遇見的二十三間書店》。藉由這本書的題材與書店可密切連結的獨特屬性,可樂順勢重新認識書店,並與獨立書店溝通蔚藍文化這個品牌。雖說這本書原本只是介紹京都一些有趣的書店,但可能剛好搭上臺灣自由行的風潮。在行銷這本書的過程中,可樂不斷聽到書店回饋有讀者帶著這本書去旅行、逛書店。由於第一個版本的包裝比較安靜,為了配合讀者帶書旅行的活潑感,當第一波書賣得差不多告罄的一年之後,藉由再版的機會,可樂為這本書發想更有趣的包裝,於是在編輯上有一些特殊的安排,包括了以京都書店地圖作為書衣。

  

《製圖師的預言:十六世紀以來關於花蓮的想像》則是蔚藍文化出版的第二部作品,也是與林社長花蓮家鄉最密切接合的一本書。這是林社長繼東村出版之後,第二次與這本書的作者王威智合作。作者透過花蓮的歷史遺跡、地景地貌這些真實存在的元素,作散文式的想像書寫。書一開頭即講述大航海時代歐洲人認識臺灣是從東海岸開始,他們為這座島嶼畫下地圖傳回歐洲。王威智從此處開始設想,如果臺灣的發展翻轉過來從東部開始會變成甚麼樣貌?當然,「預言」某個程度也是一種想像,想像是否成真則又是另一回事了。這部作品雜揉了歷史、地理、文學、遺跡以及想像,終成一本好看但難以被定義歸類的作品。

台灣出版史被長期忽視的拼圖——翻譯:催生《翻譯偵探事務所》

臺灣的出版產業,依靠著大量的翻譯作品,直至今日依然如此。然而,關於翻譯與譯者在出版史中卻始終是被忽視的一塊重要拼圖。賴慈芸教授的作品《翻譯偵探事務所》的出版,正填補了這失落的一角。

蔚藍文化與翻譯學教授賴慈芸最初結識於《他翻譯了整個中國:翻譯家楊憲益與英籍妻子Gladys的傳奇愛情與人生》這本講述中國翻譯家傳奇人生的作品。原本蔚藍文化想找李奭學教授推薦這本書,但李教授時間上無法配合,於是推薦了賴慈芸教授。賴教授寫了一篇很精采的推薦序文,為這部傳記加分甚多。也因為這篇序文開啟了風傳媒邀請賴教授撰寫專欄。就在同一個時間,可樂發現了「翻譯偵探事務所」這個有趣的部落格。原本可樂也想找這個部落格的版主為《他翻譯了整個中國》推薦,但後來卻發現這個部落格實是近在眼前的賴教授所主持。

《他翻譯了整個中國》出版後,蔚藍文化邀請賴教授到辦公室,一方面謝謝她的幫忙推薦,一方面也洽談賴教授作品出版的可能性。賴教授本是認真的學者與譯者,可是她沒有想過這件事可以有更具戲劇張力的表現。《翻譯偵探事務所》的出版企劃在那次會面即被第一次提出,但當時並沒有被接受。隔了一段時間,賴教授寫信給蔚藍文化表達之前的提案可以嘗試看看,於是就從部落格整理出五十篇作品分門別類。然而,賴教授最初僅將部落格文章集結而已,這與可樂的設想有一些落差。對可樂來說,這個集結出版必須經過更多的安排與鋪陳。於是從稿子整好到出書,來來回回至少過了半年,包括書名、包裝與視覺。內容文章也被抽換過,並不完全相同於最初的提案。經過賴教授很認真地檢查、修改,以及蔚藍文化審慎的規劃、包裝,終成這本不管是在華文翻譯史以及臺灣出版史有著重要紀錄、內容獨特有趣的《翻譯偵探事務所:偽譯解密!台灣戒嚴時期翻譯怪象大公開》

 

好設計來自相信設計者,而不是執行編輯的意志

臺灣的書籍包裝實在是出版最美麗的景緻,一本本擺在書店平台的美麗書籍,競相爭豔,像一隻隻安靜恬憩的蝴蝶。蔚藍文化在封面包裝上投注心力,每一本書都讓讀者驚豔。《意‧象‧京都:12個關鍵字帶你感受京都的空間設計》一書的封面設計典雅幽靜不花俏,但蔚藍文化卻投入很大的心力,可見愈簡約的風格愈不簡單。

這本書最初在日本是以文庫版的形式呈現,穿著制式的包裝,連自己的封面都沒有。蔚藍文化買這本書的版權時,日方甚至沒有原書的庫存,只能提供電子檔,他們非常驚訝地以為臺灣的出版社找錯書了。因此,這本書雖然是翻譯作品,但中文版的視覺名副其實是從無到有,包括書名「意‧象‧京都」這個幾個字的組合,也是蔚藍文化自己發想的。

雖說只要提到空間設計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很視覺感的,大部分講京都以及京都旅遊的書籍也都是找金閣寺之類具代表性地景的照片作為包裝的意象,尤其《意‧象‧京都》的內容又是關於京都的庭園風景。可是蔚藍文化放棄了在封面放具體的圖片這件事。因此,封面看不到一張照片,甚至讓設計極簡到只用黑與紅兩色,其餘的部分就是紙張的原色、燙金以及壓紋路。

對可樂來說「好設計」最關鍵在於找到對的人、有好的溝通模式,讓設計發揮擅長,而不是找一個美術執行編輯的意志。蔚藍文化這兩、三年對於安排書籍設計這件事的態度,從一開始決定要找哪一位設計者就會思考很久,然後會盡量清楚地表達對於書的想像,倒不是封面非得長甚麼樣子,因為這是設計的專業,而是出版社怎麼看待這本書?以及要賣給誰?如果在設計上有很忌諱的事情也會在開始執行前就先講清楚。《意‧象‧京都》因為不是旅行指南,當初交給設計時就跟設計說不需要太具功能性、像旅遊書般的表現形式。蔚藍文化希望在封面展示出京都的空間有某種的虛與實,至於那個虛與實如何在視覺上表達?就交給設計。「找到信任的人或者找的人就要信任他」是蔚藍文化對設計的態度。

行銷就是讓既有資源發揮,做能做到的事

臺灣每月的出版量豐沛,出版社的行銷企劃為了讓新書能在琳瑯滿目的書店與網路平台以及媒體資訊中露出與讀者見面,無不絞盡腦汁。對可樂來說舉辦新書分享會是少數可以讓書籍、作者、出版社三方與讀者直接面對面互動的機會。尤其臉書或部落格的貼文在這半年幾乎完全失效,能看到訊息的永遠是同一群人,這一群人很可能就是自己的朋友,因此沒辦法透過社群媒體擴散讀者群。可是透過舉辦新書分享會、發表會等形式對很多出版社而言成本過高,但讀者的回饋或更實際的銷售成績並不是立刻可見。尤其是銷售市場愈發黯淡,出版社收入的減少導致能投入的行銷資源亦連動減少。因此,每一本書行銷的關鍵,可樂覺得還是在於該書的議題或者作者本身的人際網路,比方說《但我想活:不放過5%的存活機會,黃博煒的截後人生》這本講述八仙塵燃的作品,就是透過作者黃博煒本人以及主題不斷地擴散,創造了更多接觸陌生讀者的機會。

出版社以前總以為可以幫每本書開路、創造新的可能,但在近一、二年這個開路工作已益發困難,主要是因為市場一直萎縮,導致能用的資源愈來愈少。因此,幫新書設想有甚麼已經可以走的路,像是這本書或許與臺灣史有關,或是與女性議題、報導文學、勵志、旅行、老後扣連等等,透過某些關鍵詞或是標籤賦予黏貼在書籍上頭,讓已經有但卻潛藏的讀者、群眾能夠很快速地看到、辨識,進而掌握作品被定義在哪個範圍而加以選購。還有就是透過既有媒體作書摘露出,或是有些書在某些部落客的部落格或是粉絲專頁的觸擊率是有效的,就會作贈書交換活動,像是《資生堂的文化裝置:引發時尚革命的美學教主》。如果作者本身有豐厚的人脈或管道,就舉辦現場活動宣傳,像前面提到的《但我想活》除了在二○一八年臺北國際書展有一場分享會,在新北市立圖書館也有三場講座。這些都是可樂在現有資源有限下能積極設想的行銷宣傳方式,也就是思考書/作者自己帶了甚麼資源來,讓既有資源發揮,做能做到的事。

 

出版社現在應該設想的是還能提供給創作者甚麼?

面對科技發展與自媒體的興盛,很多高人氣的部落客印製自己的作品並在部落格或臉書上銷售,可能比在出版社出版有更好的結果。面對這種出版工具解放與銷售管道多元的時代,如何思考出版社與編輯在現代的意義?

就可樂來說,他並不會過於標榜出版社或編輯真的完全掌握某種專業的權威,而是回過頭來反問創作者必須想清楚自己要的是甚麼?如果創作者覺得現階段需要的是實質金錢上的獲利,他之前透過自己的管道與方式出過書,也在銷售上得到不錯的回響,可樂就會建議依已有的模式出版其實並沒有不好。畢竟,出版仍是一種商業的行為。可是創作者如果希望把更多精力放在創作本身,而不用處理太多繁雜瑣碎的庶務;此外,他若也期待作品能夠跨出某個範圍的受眾,讓更多陌生讀者有機會看見,交付出版社是一個省力的方式。不可否認地,現在各出版社的經銷管道相對於個體戶出版還是比較具優勢的,交付出版社可以讓作品進入博客來、誠品等網路及大型連鎖書店。這種鋪貨的能力,對獨立出版的作品目前還是有困難的。當然,會不會有一天通路會全面接受獨立出版的商品?這也是有可能的。因此,可樂覺得出版社手上的資源或優勢並不是永久的,只是目前業態停留在這個階段罷了。

如果有一天這個優勢被翻轉了,那出版社還能做些甚麼?或許就是經紀人的角色。如果創作者需要的就是有人幫他處理經紀、處理曝光,可樂覺得出版社承擔這一範疇沒有不好。因此,出版社現在應該設想的是還能提供給創作者甚麼?而不是糾結在自己的權威被動搖。

楊翠撰寫阿公楊逵的作品《永不放棄:楊逵的抵抗、勞動與寫作》的出版即是這個想法下的一個實踐。其實早在東村出版時期林社長即曾和楊翠聊到希望撰寫一本高中生都看得懂的楊逵。楊翠當時非常忙碌,這本書最終並沒有在東村出版付梓。後來也曾歷經四、五家出版社向她邀請過類似的作品。當可樂到蔚藍文化後的一、兩年,林社長問起可樂記不記得邀請楊翠寫楊逵這件事,於是重新開始了這本書的催生。可樂覺得在這件事上,有某種說服楊翠寫作並出版楊逵的動能存在。「楊逵」這個符號被某幾群人用不同的角度綁架了,身為家屬的楊翠可能有某種想幫楊逵說話的內在需求,希望重新取回某種話語權。出版社這時能扮演的角色,對可樂來說,就是把楊翠想和讀者大眾說的話,用比較認真的方式去呈現。

編輯就是把東西排好,讓世界容易閱讀

關於編輯這個工作,可樂曾在某個課堂上聽到一個很受用的概念,所謂「編輯就是把東西排整齊」。授課的講師認為日本有的題材其實臺灣都有,但為什麼臺灣和日本的作品看似很像卻又不同,差別在於日本人會把這些材料「排整齊」,臺灣則會任由這些材料一團堆疊在那。因此,可樂會覺得編輯一本書,不需要由編輯賦予更多的內容,因為這是創作者的工作。編輯的工作是發揮創作者所擅長,讓作品的優點更容易被看見,文字更容易被閱讀,資訊更容易被獲取,也就是幫創作者能力所及與既有的成果找到最好的呈現。一個好的編輯當然也可以是一個好的作者。有一些很有才華的編輯,太容易藉由他人來貫徹自己的意志,但可樂覺得這兩件事必須分開,編輯應該與作品保持某種距離與謙虛。

福島核災的啟示:當遭遇困境,人們是如何思考自己的人生?

三一一東日本大地震是日本當代複合了天災與人禍的巨大災難。蔚藍文化最新出版的《地獄是可以克服的:一個台灣記者的311日本東北紀行》在大地震之後的七年寫作與出版,不是源自某種譁眾取寵的話題性,更多是來自作者姚巧梅退休後開始從事版權代理這幾年,遭遇了人生的困境與低潮。當時,她在想該如何讓自己脫離這個低潮?看到福島災後的報導,對她來說是一件很激勵的事情。不同於時常被拿來與福島相比較的車諾比區域是完全被放棄的,日本人則不斷地想辦法要把福島恢復,讓禁制區愈來愈小。因此,姚巧梅起心動念,開始書寫這塊土地、這群人的故事。不單只是聚焦在這場地震或核災,而是島上的人,不管是官方或民眾,怎麼看待自己的未來。一開始姚巧梅想為這本書取名「七年之後」,她關心的其實是災難之後的事情,所以縱使三一一已經過了這麼久,縱使今年三一一民眾的回響已不如以往,可是這部作品的可看之處還是在於人,在於每個人都會遇到困境,當遭遇困境時,人們是如何思考自己的人生。

在出版這個圈子裏頭,所有人都是在創造幸福

曾經在出版集團的生產端,以及書店的銷售端工作過,如今又重新回到出版行列的可樂認為,不管待在哪一個環節都有一個共同的感受就是:當讀者是最幸福的。可樂在編輯《侯麥》這部刻劃一代偉大電影人的作品過程中,看到侯麥在某次採訪時說道:「我確信自己在拍電影的時候,能夠捕捉到從事其他藝術創作所無法呈現出來的幸福。」對可樂來說,不管在哪個角色,都覺得當讀者最幸福。在出版這個圈子裏頭,所有人都是在創造幸福,這也是出版之所以迷人或值得繼續下去的理由。可樂會同年輕有志於出版的朋友說,這不是一個賺錢的行業,所以若想加入就必須想清楚進來這個產業要幹甚麼。至於可樂自己呢?他覺得當讀者時被服務過、享受到這份幸福,所以現在是他服務別人的時候。

 

 

 

 

 

 

 

【延伸閱讀】

總編大人!我有問題——蔚藍文化總編輯廖志墭
http://t.cn/Rm69thL

構築非虛構文本新視界——蔚藍文化
http://t.cn/Rm69YeM

〔電台專訪〕新創出版社——蔚藍文化:社長林宜澐
http://t.cn/Rm6ByQx

蔚藍文化,將專業知識普及化的橋梁:專訪蔚藍文化總編輯廖志墭(可樂)” 有 2 則迴響

  1. 引用通告: 《鄉野間的幸福出版》談書會:當喜歡變成工作,閱讀還是幸福的嗎? | 游擊文化/公共冊所

  2. 引用通告: 《鄉野間的幸福出版:山鷹出版社的釜山生存記》 | 游擊文化/公共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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