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李永熾教授在《邊緣的自由人》序言當中有一段話：「我最關心的還是日本如何從獨裁的封建體制走向比較開放的明治體制，民主化或自由化的開放體制又如何回到軍國法西斯體制？明治維新世代的人們疼惜建立不易的國家體制，所以維持既有的憲政體制唯恐不及，到大正後的新世代，卻為個人權力慾，想盡辦法破壞既有的憲政體制，而走向權力一把抓的法西斯體制，這些過程委實值得現階段的我們關心。」
以下內容摘自《邊緣的自由人》第十二章。（李永熾口述、李衣雲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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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的首要問題，是如何建立一個近代化國家。所謂近代化國家，必須要有近代化的制度，而近代化制度的目的，在於確立近代國家的型態，這個國家型態，日本稱之為「近代國家」。
事實上，近代國家也有很多不同面向，有民主的、專制的、立憲的，而立憲國家也有不同面向，憲法只是國家統治的基本原理，以及對國家組織與相關權限的法律性規範。因此立憲國家是設有憲法的國家，卻不必然是民主國家，警察國家、獨裁國家也可以有憲法。立憲國家裡有英國式以憲法為主體、落實國會制的君主立憲的民主國家，或是美國式的民主共和國，也有納粹德國、蘇聯、日本帝國乃至中華民國這樣的立憲國家，因此，究竟是什麼樣的國家型態，取決於憲法的內容及其實踐。
明治初期是日本意欲建立文明國家體制的階段，到了明治十年代（1878-1898），則是所謂自由民權運動時期。民權運動是以設立國會為主軸的運動，大約始於明治六年，這一年，因「征韓論」失勢下台的坂垣退助、後藤象二郎等人集結起來，在明治七年提出〈民撰議院設立建白書〉，要求建立國會，並發起一連串運動。從明治初年到明治十五年，不管主張專制式或民主式，走的都是立憲國家的路線，目標也都是追求文明。
在追求文明的過程中，日本認為中國、韓國這些東方國家是野蠻國家，因為這些國家還是非常專制，連半開化都還不到。福澤諭吉在明治十七年提出的「脫亞入歐論」，雖然常被認為是侵略論，可是如果從文明論觀點來看，福澤諭吉積極支持文明論，在文明論的路線上，偏向於民主國家、又接近於個人獨立的概念。
對福澤諭吉而言，個人獨立是非常重要的，唯有個人獨立以後，國家才能真正獨立，這是他主張的西化模式。在這裡所指的個人獨立，不僅指個人在日本國家內部要獨立，也包括日本這個國家作為一個體在國際中的獨立。
福澤諭吉「脫亞入歐論」的第二個思考面向，是認為東方都是虛學，例如朱子學，他想要的是實學，是實事求是的科學。所以他把西方文明論分成兩個面向：一要個人獨立，二是在學問上、論述上與思想上要有實學精神。不過，他的這種想法也不完全是實證主義，他所謂的實學，指的是要有根據、要用科學的頭腦去思考，要有邏輯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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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日本在文明開化的歷程中發生了一件事，對「脫亞入歐論」造成重大轉折，使一部分人開始認為中國是野蠻的存在，要先打垮中國。
在日本走向文明開化時，恰好也是中國船堅炮利的時代。中國從一八七四年日本對台灣發動牡丹社事件後，更加緊步伐展開同治年間的洋務運動。清廷增加海軍軍費，一八七五年設置北洋水師，陸續向英國、德國訂製大型戰艦。明治十五年（1882），中國開著北洋軍艦到日本橫須賀，向東京示威。那時韓國反日，雙方有很多紛爭，明治八年（1875），日本也曾經把船隻開到韓國海邊示威，並一直以自身的文明科技與軍力為傲，所以當中國來示威時，日本大吃一驚。
當時北洋艦隊的規模一度是亞洲第一，船身與砲彈都很巨大，日本一看到覺得簡直像是黑船再來。再加上日韓紛爭，韓國的宗主國又是中國，兩相交集下，就出現了防備中國的想法，反中國的路線也就慢慢興起。
當北洋艦隊一進入日本領海，日本國內的論述與氣氛就開始轉向了，連民權論者也開始走向反中國、反朝鮮，也等於走向了侵略的路線。
一般來說，主張民權的人，當然也希望其他國家走向民權。一八七九年，韓國的金玉均、朴泳孝這些開化派的人，曾秘密派人到日本去見福澤諭吉等人，詢問近代化的問題，金玉均想要推翻韓國的專制政府，建立像日本一樣的君主立憲國家。
一八八四年，金玉均等人發動革命，建立新政府，並宣布韓國的國王不再是國王，而是皇帝，且不再向清朝朝貢，這就是「甲申事變」。
日本很多民權論者支持韓國革命，也支持他們所建立的新政府，福澤諭吉也是其中之一。但清朝不接受韓國的新政府，派遣袁世凱率軍打敗守在韓國王宮的日本軍，而親清的韓國守舊派重得權力後，把開化派人士與他們三族內的親人都殺光，這給日本民權派很大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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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民權派完成初步成果，正準備進一步建立國家制度時，明治十五年中國的艦隊來到日本示威，再加上在甲申事變中，日軍的劣勢明顯可見，因此對抗韓國與中國的論述變得非常高昂。
在此之前日本講究立憲、民主與建立國會等精神上的文明化，但到了這個時候，整個日本的心態慢慢轉變。再加上甲申事變後，韓國開化派悲慘的下場，也引發民權派的失望與警戒，連他們都警覺到要先讓國家富強起來，免得被中國壓制與侵略。
在中國的威脅與對抗韓國的背景下，這個時期的日本想把自己建立成強大的國家，所以開始出現反民權運動的主張，帝國主義論也漸漸浮現。
像是擔任東京大學第一任校長的加藤弘之，原本是最早提出議會制度的人，但明治十五年（1882），他寫了《人權新論》，把生物學的進化論延伸到社會，主張只有強者才有權利，弱者沒有，所以日本必須建立起一個強國，這就是帝國主義的前奏曲。
後來日本在甲午戰爭中獲得勝利，等於證明了帝國主義這條路線的成功。但日本在得到鼓舞的同時，卻也受到極大的屈辱。
鼓舞的是戰勝後拿到台灣、遼東半島——雖然對日本而言，台灣是一個很難治理的地方，但仍是勝利的果實。遼東半島卻因為俄德法三國的干涉，最後不得不還給中國，改而要求增加賠款。這對日本來說，是被西方壓迫下的屈辱。
所以中日甲午戰爭後，日本的目標就是帝國主義，要擴張領土並展現實力。第一步是積極向中國擴充勢力，第二則是一定要拿到中國東北。沒拿到中國東北，讓日本有很深的危機感，干涉還遼的三個國家之一是俄國，從十七世紀俄皇彼得大帝之後，俄國的勢力逐漸往東擴張，到了十九世紀末，已經往南拓展到庫頁島與千島群島，整個庫頁島已經變成俄國的領土，千島群島也有一大半被俄國人占領。而從千島群島和庫頁島再往南，就是日本的北海道。
另一方面，俄國勢力也往中國東北發展，一八五八年的璦琿條約和天津條約，讓俄國拿到黑龍江以北的西伯利亞，以及烏蘇里江以東的地方，之後俄國的勢力又往中國東北南進，到中日甲午戰爭之後，俄國的勢力更往南推進，最明顯的就是在義和團事件之後，俄國勢力已進入長春以北的北滿州。
原本美國想要長春以南的地方，但在義和團之役後，各國得到賠款，依約應該要離開，但是俄國不肯走，勢力一直往南下壓，更進一步往北朝鮮半島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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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日本來說，等於是被俄國南北夾殺，他們覺得如果不積極打贏俄國一仗——甚至不管輸或贏，只要沒打這一仗就是輸了——明治維新的果實可能都會落空，這是日本走向帝國主義的時刻。
一九○五年的日俄戰爭決定了日本的命運，雖然日本戰勝了，但這一役日本死了很多人，特別是占領旅順與大連時，死傷更多，可說是慘勝，結果不只沒有獲得賠款，領土部分也只得到庫頁島的南半部。
千島群島和庫頁島一直是日、俄人混雜的地方。一八七五年，日本和俄國曾交換這兩個地方，日本放棄庫頁島，交換千島群島的主權。日俄戰爭後，俄國只把庫頁島南半部割讓給日本，因為那裡住了很多日本人。所以日本雖然在日俄戰爭獲勝，但得到的土地其實是原本自己就有的。
日本政府很清楚，國家的財政還不穩固，無法支撐長期戰爭。其實在中日甲午戰爭時，日本的財政已經瀕危，首相伊藤博文說不能再打了，以威嚇的方式讓中國投降就好，結果中國真的投降了，若中國能堅持久一點，也許贏的就不是日本了。
同樣的，日俄戰爭再打下去，對日本也不一定有利，因此在講和案提出以後，日本也沒有拒絕，由美國出面調解，結果就是沒有賠款，日本拿到庫頁島南半邊，俄國不再往南邊進展，也不再繼續於朝鮮半島發展：甲午戰爭結束，本來就已宣布朝鮮脫離中國朝貢體系而獨立，日俄戰爭後，俄國則承認它是個獨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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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戰爭雖然日本慘勝，但還是讓國際因此承認它是一個大國，日本人也開始認為他們已經變成世界強國，部分日本人於是更積極投入帝國主義，對國家型態的論點，也走向將國家視為一個有機體的有機國家論。
有機國家論有很多種論點，日本學者美濃部達吉（1873-1948）在一九一二年時提出的「天皇機關說」，事實上也是有機論的一部分，他把國家視為一個有機體，裡面有諸多機關相互連結運作，天皇不是超越在國家之外的存在，而在國家之內，屬於國家的一個機關，是國家當中的頭腦；而國會與天皇一樣，都是國家這個有機體裡的一個機關，天皇的命令也就不能理所當然地凌駕在國會之上。
天皇機關說近似英國的君主立憲民主，這個論點與它所支持的民主運動，大約在大正時期（1912-1925）最為興盛，也就是所謂的「大正民主」時期。
但是慢慢地，天皇機關說被天皇主權說取代。天皇主權說主張回到天皇權力最大的時期，天皇是絕對的存在，人民與輔臣等等並不是機關，而只是承載天皇的旨意，此派認為天皇機關說否定了天皇的權威。在這樣的背景下，天皇機關說反而變成民主化路線，而天皇主權論則變成威權主義與專制主義。在天皇主權論占上風的情況下，日本逐步走向天皇權威至上與帝國主義，不能辱罵天皇等限制也逐一出現。到了一九三○年代，帝國主義高漲，並成為右翼分子和新軍閥的核心主軸。
【延伸閱讀】
日本新軍閥是怎麼來的？
李永熾：「曾為台灣人出過力，已不愧此生。」
【基本資料】
邊緣的自由人：一個歷史學者的抉擇
口述：李永熾 撰寫：李衣雲
出版日期：2019年5月1日
ISBN：978-986-97627-0-0
頁數：608頁
定價：580元
【作者簡介】
口述／李永熾
1939年出生於台中市石岡區，父母皆為在地客家人。台中一中、台大歷史研究所畢業，曾赴東京大學大學院研究日本史。歸國後任教於台大歷史系四十餘年，於2005年退休。長期致力於日本歷史、文化、社會等相關研究，亦翻譯多本日文重要著作。1980年代起，積極參與台灣的社會運動暨政治改革運動。曾任台灣教授協會創會成員、建國黨發言人與決策委員、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董事、張榮發基金會國家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總統府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主任、國策顧問等職務。
撰寫／李衣雲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副教授。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所畢業，日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博士。著有《變形、象徵與符號化的系譜：漫畫的文化研究》、《讀漫畫》、《台湾における「日本」イメージの変化、1945-2003：「哈日(ハーリ) 現象」の展開について》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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