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與自由一樣纖弱(趙儀珊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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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錯》推薦序三

記憶與自由一樣纖弱

趙儀珊(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認錯:性侵受害人與被冤者的告白》,述說了一段荒誕卻又真實無比的故事。兩名受害者的人生,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峰迴路轉,他們的經歷將美國、臺灣等多國的司法程序中,兩個最大的瑕疵公之於眾。其一,法官確實可能罔顧無罪推定原則;其二,司法程序沒有深入了解、思考每個案件中,活生生的人類及其人性。司法與司法人員時常太過於專注於法律要件,只看得到被告是否有罪、指紋或DNA是否符合、是否有證人指認嫌疑人等等,卻常常遺忘或忽略以下事實:舉凡案件中出現的所有線索、資訊與事物,都牽涉到一個(或多個)有血有肉的人類。司法體系時常會忘記其所面對的是真實存在的人類,而非僅是一道指認程序或法律條文。

「記憶就跟自由一樣纖弱」,全球最優秀的記憶研究權威之一,伊莉莎白.羅芙托斯(Elizabeth Loftus)在數年前的一場研討會中如是說。在性侵害犯罪中,由於被害人證詞與嫌疑人指認往往是唯一可得的證據,而關鍵性的司法科學與醫學證據則付之闕如,使得追訴性侵害犯罪困難得令人難以置信。而珍妮佛.湯姆森所面對的困難更甚於此:在被陌生人殘忍地強暴之後,她還必須依照刑事訴訟法的要求,不只一次地在多個場合重複作證、指認嫌疑人、敘述她遭到性侵害的記憶。在一九八四年的美國,珍妮佛.湯姆森甚至必須在沒有任何物理間隔的情況下,從近在眼前的嫌疑人列隊中指認出強暴她的人。

另一個問題是,實際上警察在列隊指認之前,就已經要求珍妮佛做過照片指認了,而羅納德. 卡頓是唯一一個連續出現兩次的人。所以珍妮佛可能會更有信心地在列隊中指認出羅納德,因為她在照片中已經看過他一次了。當時的法律並沒有要求嫌疑人指認採取任何雙盲措施,是以負責實施指認程序的警察本就知道羅納德是警方所懷疑的嫌疑人,因此安排了特別不利於羅納德的指認程序。更甚者,刑警還告訴珍妮佛,其他被害人的表現沒有她那麼好,這迫使珍妮佛認為自己必須要扮演一個完美的被害人——記得所有細節的被害人。換言之,她必須在指認時確實「指出加害人」。珍妮佛的指認成了心理學中稱為「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連鎖效應的開端。即使證詞是被誤導出來的,刑警還是為了符合珍妮佛的證詞而建構案情;檢察官也因為確認偏誤的影響,根據錯誤證詞繼續偵辦;而連鎖效應的最後一擊是,法官居然允許一個全由白人組成的陪審團決定一個黑人的命運。

在這一連串不正義的過程中,種族是否構成了另一個偏誤的來源?確實有可能。或謂種族作為另一種偏誤來源,才是造成整起冤案的主要病灶?這也的確有可能。司法系統本可落實公平的陪審團挑選程序,以避免種族偏誤影響了整個程序,但我們現在已經沒有機會釐清了。

數十年累積的研究已經確認了數個導致冤錯案的因素,例如錯誤自白、有瑕疵的證詞、錯誤指認等等。一旦有罪推定影響了司法人員與鑑識人員的決策過程,偏誤便會在司法程序中的任何一個階段發生。譬如說,如果警察詢問案情時汙染了證據卻沒有被注意到,就會導致所謂的「滾雪球偏誤效應」(Snowball biasing effect),後續的檢察官、法官都會根據錯誤資訊辦案。在珍妮佛與羅納德的案件裡,若非DNA鑑定,羅納德不會有昭雪之日。不過仍須強調的是,我們應該謹慎地看待DNA及其他科學鑑定。就如同證人可能會錯誤指認嫌疑人,鑑識人員也可能會做出錯誤的判斷。從艾提爾.德羅(Itiel Dror)博士與其同事,以及眾多學者的研究中可以得知,同一名鑑識人員在不同時間點,對同一項證據可能會做出不同的判斷。例如一名確信某個嫌疑人在說謊的測謊專家,若在別的場合請他擔任盲測者(blind tester),他對同一張圖表可能會做出受測人沒有說謊的判斷。

臺灣的證人指認程序也甚少落實盲測,常常缺乏適當的嫌疑人列隊,或在欠缺中立的指認前說明的情況下實施,且被指認人(filler,意指嫌疑人以外的列隊成員,用來確保證人真的認得加害人)的挑選也有問題。此外,傳統警察訓練經常在詢問嫌疑人時使用指控性方法(accusatorial approach),在詢問證人時則採用高度誘導性的技巧。這些技巧與方法反映出臺灣司法偵查體系的長期問題,亦即違背無罪推定原則。而在缺乏心理學素養,「實證為基礎」 (evidence-based)之訊問方法與證人指認程序皆訓練不足的情況下,此問題又會再次惡化。當這些因素通通捲入確認偏誤的連鎖效應時——檢察官順應警察的決定而起訴、審判時法官順應檢察官的判斷而做出有罪判決, 一場冤案將無可避免。換言之,一個無辜嫌疑人在「品質糟糕」的訊問中做出錯誤自白時,就幾乎注定了遭定罪的命運。因為檢察官通常不會質疑警察的判斷,而是如其指控內容進行起訴;法官也不太可能質疑檢方的起訴書,因為他們相信檢方對「不利被告之證據」的信心。

《認錯》談的是一段關乎罪責、無助、希望、勇氣與原諒的故事,一場強暴被害人與無辜嫌疑人根本不應該經歷的掙扎。本書提醒我們冤案會如何摧毀一個人的人生,也警惕司法單位一定要負起責任避免誤判。羅納德在書中提到,某些刑警及幾位與此案有關的司法人員,曾經來到他的面前向他致歉,但另一名刑警與檢察官卻從未向他表達歉意。誠然,單單道歉並不足夠,但對被冤者而言,道歉確實有其意義。此書的另一主角珍妮佛,便展現了難以想像的勇氣承認自己的錯誤、向羅納德道歉,並且持續向大眾分享其經歷,直至今日。另一方面,儘管非同尋常,但從獲釋的那一刻起,羅納德就展現出超凡的寬容,原諒了珍妮佛的錯誤。

幾年前在台灣冤獄平反協會的年度研討會上,我幸運地跟珍妮佛.湯姆森有過一面之緣。當時珍妮佛受邀來臺分享她的經歷與協助無辜者的經驗,而我則是負責一場有關錯誤證詞的主題演講。那時,我以司法與發展心理學領域的學者身分,向珍妮佛介紹自己,由於我的研究專注於司法詢問程序,所以我對證人記憶也有所涉獵。當我們在研討會晚宴上相遇時,我很確定珍妮佛已經無數次和別人討論過她的宣傳工作了,因此我選擇和她聊起當時的餐點,當晚的餐點之一,就是珍妮佛曾經提過在北卡羅萊納州廣受歡迎的番薯。而後我們的話題圍繞在番薯派,以及狀似番薯的臺灣島嶼上。珍妮佛的勇氣著實令我欽佩,儘管從遭到強暴開始,她一路經歷了兩次審判、察覺到自己害一名無辜者入獄等諸多事件,珍妮佛仍然能夠以鍾愛的口吻談論家鄉。當下我不由得認為伯靈頓一定十分特別,因為我所知兩名最勇敢的人,居然都來自這座城市。我從未見過羅納德,也不知道將來是否有機會遇見他,但在讀過本書之後,他是你會一直記得的那種人。

每個人都應該讀讀這本書,尤其是司法人員,以知悉刑事司法程序如何能摧毀——而非保護——一個人的權利與生命。我們應當了解並接受司法程序不可能有完美的一天,而且自由總是纖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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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用通告: 《認錯:性侵受害人與被冤者的告白》 | 游擊文化/公共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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