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修、修補,然後住在自己裡

標準

《沒有名字的人》推薦序/馬翊航(《幼獅文藝》主編)

沒有名字,不是第一次

祖父過世了三十年,他在的時候我有個小名Kunkun。三十歲以後我跟父親說,我想要(或者需要)一個卑南名字,爸爸與姑姑商量之後,我接收了祖父的名字Farasung。我(有點力地)想起祖父的面孔,親人對他的回憶與評價,期許我能站在謙和、溫厚、勇敢的生命下游。二○一四年十一月初,我讀到「沒有名字的人」在臉書上的第一篇文章。我與許多讀者一樣,為他們清秀深沉的樣貌傾心,也為文章裡包紮的旅程與傷口心折。做一個不那麼典型,卻一樣需要時刻意識、回應、承諾、展現身分的「法定原住民」,我對這些真摯、滾燙近乎魔幻的生命旅程,有珍視感佩,也有低頭慚愧。我算是有名字的人,還是沒有名字的人?二○一八年夏天,「沒有名字的人」的書寫計畫在凱達格蘭文化館,以展覽的形式重新集結、整合,繼續對著世界發聲。我與賴奕諭前去北投訪問團隊成員以箴。主視覺背景的色彩令人想起噶瑪蘭族的傳統香蕉絲,線條重新勾勒的臉孔讓表情更加堅毅。展場有概念邏輯,從恆春半島出發繞行島嶼,不只是族群的分布圖,也是記憶的舞台與領地。在他們生命中佔有重量、帶來指示與啟示的物件選定位置,相互勾連。當我震懾於親眼「看見」他們生命故事的同時,時間也繼續作用在他們的身上。等著書,很快一年又過去。

台灣過去關於平埔族群的相關書籍讀物,著重思考重建與復振行將消逝的文化,以及尚未正名的族群地位。從語言、器物、信仰、空間、音樂、地名與族群遷徙歷程,搶救瀕危消散的文化,也從老者的身體提領久久未曾使用的語言。李壬癸教授在《台灣平埔族的歷史與互動》中提到土田滋教授一九六九年在埔里的經驗。他與一位臥病在床的道卡斯族老人交流訪談兩個小時,只得到一個單字:gyakaw(酒)。一九九八年,劉還月的《流浪的土地》,書中輯錄許多人關於平埔族群身分認同的生命故事。如何發現自己是「番」、學著做「番」的困局與毅力,已在彼時流轉。潘桂芳說自己是「一個後現代台灣的Taokas」人,潘忠政說自己是「一個四十歲才知道自己是原住民,而一句祖先的話也不會說的道卡斯族人。」王文姿在大學時候知道自己父親是來自目加溜灣社的西拉雅,但她面對的質疑是「連你們的『母語』都不懂,算什麼原住民?」如此相似的故事,我們在二十年後的《沒有名字的人》也看見。

換的故事

目前投身道卡斯族語言復振工作的劉秋雲,同時出現在一九九八年出版的《流浪的土地》與《沒有名字的人》。在《流浪的土地》中,她以〈我是道卡斯的孩子〉一文,寫她在後龍鎮上讀書時,如何被老師同學歧視,只因為她是來自新港的「番」。直到她進入師大地理系,第一次聽見「道卡斯」,才鼓起勇氣向祖母詢問自身的來處。「『番仔』是別人叫的,我們叫做Taokan……」找回自己的路上,也曾遭受到「平埔族不是原住民」的質疑。 近二十年後,《沒有名字的人》裡面,劉秋雲的生命更堅實豐足:她在後龍新民里傳承道卡斯語,道卡斯的聲音一波一波地拍打身體與記憶。

「沒有名字的人」的生命故事的內容,也許可以簡化為:如果你是一個意識自己擁有平埔原住民族群身分的青年,你會遭遇什麼?關卡一「前往戶政事務所申請日治時期戶籍謄本」;關卡二「回答他人關於自己父系與母系親族的組成」;關卡三「回應社會大眾對『平埔原住民族群』的質疑」;關卡四「回應關於『母語』與『傳統文化』的疑問」:關卡五「你是原住民,你的下一步呢?」這些故事是「從前從前」,卻也是「從今以後」的事。必須知道自己的祖先、找回因為他人而被忘卻的語言、家庭的遷移足跡、文化或隱或顯的歸路與線索……我是誰,我在哪裡?主體總是透過敘述而成立,敘述自身是回應「我是誰」、承諾「我可以是誰」,重新錨定自我在記憶與現世的位置,也給了不熟悉台灣當代平埔族群議題讀者的參照與補課。

在《沒有名字的人》之中,青年們關於身分、生命的銜接、體驗與出演,或有幾處值得留意。他們「成為原住民」的生命時間,多半有著劇烈的壓縮與濃縮。晴天霹靂、恍然大悟、一瞬間通過奇異點,翻面成番。因許多認同與記憶之間的空隙,出現了巨大的斷層與時差——我必須追趕上我自己,例如潘宗儒、余奕德、陳以箴的故事。或者方惠閔改姓為潘,取得原住民身分,又因為土地繼承而改回「方」時——我就不是「原住民」了嗎?或者丁肇義,當他發現戶籍謄本登記都是「福」而非「熟」的時候,是什麼被取消了?或者潘軒豪,原本可以當一個姓田的布農族,卻選擇做一個姓田的巴宰族。謝世忠教授的經典著作《認同的污名:臺灣原住民的族群變遷》,談台灣原住民的污名身分運作與泛原住民認同之間的關係。在潘宗儒的故事中,我們又看見了另一種模型:「也並非污名附加在你身上,而是難以認同自己,就連那些負面的記憶你都未曾擁有……」痛楚因為沒有污名記憶,「愧」的心境在這些故事中來回滾動。換的故事不只是更換姓名,是付出(時間、痛楚、思想)與兌換(認可、實踐、未來),換位帶來思索,當然也希望換得更多的理解。

他們細微繁複的心緒,不只來自個人經驗的敏銳易感,當他們選擇與族群身分貼近,同樣必須面臨法理規章世界的限制與衝突、消亡的焦慮、族群與現實生活的多重壓力,當潘麒宇記下毛利朋友給他的話:「你要先顧好自己,才能夠幫助你的部落」,反射的是生活的重擔。在這些青年的生命圖像以外,必定有人因為生活,只能把自己換得更遠。但名字的記憶沒有單一典型,「名」與「實」的咬合不正,讓他們修訂、修正、修復、修煉、修剪、修築、修補、修纂——沒有人有權利否定這些艱難。

不必完全準點的車

在第三部〈最最遙遠的路〉一文,他們總結、提出了面對多重界線、限制下的複數情境,提出警醒,當我們嚴格區分族群與認同的正當性,我們是否陷入了再度劃界的陷阱?誰才是那個堂堂正正的唯一代言人?李建霖在混血身分裡的多重實驗與抵抗,給出了一種混血調酒的微妙色彩;通靈少年尤威仁回應對儀式挪用的質疑,呈現了當代的流動與協商。這些故事與其說是模範,更接近於諸多的靈感與造型。二十五段生命的劇場,我們能否讓形形色色,取代堂堂正正?

布農作家乜寇.索克魯曼的妻子是西拉雅族人。他疑惑於布農語裡稱綠豆為layan,而非如其他豆類冠上bene(豆)的命名方式,經過耆老口述才知道,layan的laya指的就是西拉雅人(Silaya)。他與他的妻子有兩個布農×西拉雅的孩子,他說「將來我也必須要幫助我的孩子去建立起他們的母親所擁有的那個西拉雅人的身分與認同,讓他們知道自己是布農族人,也同時是西拉雅人。」這是一顆種子,給我們未來的另一種訊息。

詹姆斯.克里弗德(James Clifford)在《復返:21世紀成為原住民》中,提出彈性、多重、曲線的當代族群方案,行進於諸種歷史、諸種經驗之間。「印第安人能動性常常被看成是要求回歸到一個從未存在的烏托邦過去。另一個修正將會主張,我們清楚知道那樣的回歸是不可能的……而我們就像其他人一樣是活在今日。我們一直設法成為世界的一部分。」

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同時也在看《後山西拉雅人物誌》。我的繼母是漢人,但她的家族親友也都有著濃眉大目,偏深肌膚,不特別說的話,我跟她看起來也像親生母子。她來自池上萬安戴家,《後山西拉雅人物誌》記載了萬安戴家,如何在十九世紀後半遷移到池上。他們母族的家名是「ti」。聽起來像是地、諦、遞、締、娣……這座小島上有各種因果緣由,我想起有時繼母與父親鬥氣時說「怎麼當初會嫁給原住民……」我也覺得有種需要重新補課的衝動。

《沒有名字的人》開頭,形容恆春半島是一個魔幻的歷史舞台,奇異的狼狗時光。我們的身體裡可能也有一個半島,使我們總是往返於這些奇異的天候,車窗與車窗之間,有錯開的失誤,也有確認眼神的機會。也許這座島嶼上從來沒有準點的車——但我們總是設法,讓名字成為世界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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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用通告: 沒有名字的人:平埔原住民族青年生命故事紀實 | 游擊文化/公共冊所

  2. 引用通告: 沒有名字的人:平埔原住民族青年生命故事紀實 | 游擊文化/公共冊所

  3. 引用通告: 沒有名字的人:平埔原住民族青年生命故事紀實 | 游擊文化/公共冊所

  4. 引用通告: 《沒有名字的人:平埔原住民族青年生命故事紀實》 | 游擊文化/公共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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