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與性：聖經究竟怎麼說》

阿特米西亞．楨迪列其（Artemisia Gentileschi, 1593-1654），〈蘇珊娜與長老〉（Susanna and the Elders），約1610年。

（Artemisia Gentileschi, Susanna and the Elders. Schloss Weissenstein, Pommersfelden.）

 

 

 

 

 

 

《神與性：聖經究竟怎麼說》各章的章名頁都有一幅畫，其中第五章〈以色列中的醜事：強暴與賣淫〉所用的是Artemisia Gentileschi的作品Susanna and the Elders，典出希伯來聖經〈但以理書〉的補篇〈蘇珊娜傳〉。故事中，兩名覬覦蘇珊娜、但求歡不成的猶太長老，聯手污衊指控她，並在不義的審判中運用權勢意淫她，且最終將她判處死刑。

【編輯的話】回到聖經去

宗教改革有一句口號是「回到聖經去」。這句口號表面上言之成理，惟在實踐上，需要分辨回到聖經的意思是什麼。打著聖經的旗幟，有時只按著聖經經文的字句（通常簡化為「道」），以上帝的話語為權威（將字句提昇為神性的「道」），而忽視聖經的字句及其翻譯、原來的處境脈絡，也無視讀者自己本身的歷史文化脈絡和觀念，將現代的種種觀念套入聖經的字句中，解讀成各種既成的觀念和態度，連帶聖經時代或明或晦的種族、文化、性別偏見及誤解都一併接收了。

所謂基於聖經的教導，便帶著上述的誤解和偏見，不能倖免。只是在愛神愛人的大誡命之下，隱含著固有的歧視。奴隸制度是典型例子，至上世紀八十年代，實施種族隔離政策的南非，仍有教會以聖經來支持黑人為次等的人類。這種思維令人想起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小說《動物農莊》中的一句名言：「人人平等，只是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平等。」同樣道理，「神愛世人，只是神愛一些人更多。」回到聖經去，是否要帶著這種偏見來理解聖經，甚至對應當今生活的世界？

【導讀】讓所有人得到自由與公義

文／曾宗盛（台灣神學研究學院舊約學助理教授）

麥可．庫根（Michael Coogan）教授出生於天主教家庭，曾經有十年時間在耶穌會裡學習。他於一九七一年在哈佛大學取得古代近東語言與文學博士學位，成為希伯來聖經／舊約聖經學者、教授和作家。在哈佛大學神學院任教時，他教授聖經相關課程，也帶領工作團隊在以色列、約旦和其他地區做考古工作。他發表許多關於古代近東和希伯來聖經／舊約聖經的著作，也負責主編牛津聖經研讀本和網路聖經資料庫。退休後，他繼續在美國麻州石山學院（Stonehill College）任教。

庫根在二○一○年出版《神與性：聖經究竟怎麼說》（God and Sex: What the Bible Really Says），引發社會各界許多討論。他提到自己寫作這本書的動機：在二○○三年以後，他在麻州親身觀察與體驗到，社會大眾對同性婚姻的辯論，贊成者與反對者雙方都引用聖經來支持自己的觀點。事實上，聖經並非一本書，而是由許多時期的作者在不同社會處境下，經歷漫長時間所完成的書卷集成，最後成為聖經正典。這些作者以各自不同的觀點來描述對上帝的經驗，呈現出多種聲音，而非一言堂。不少讀者或部分神職人員未能認識這項事實，仍以傳統觀念來讀聖經，以為聖經只有一種觀點、一種答案。儘管傳統認為聖經是上帝的話語，但聖經也是人類寫下的作品，需要透過解釋才能讓人理解。因此，現代讀者在解釋經文時，需注意到經文包含不同觀點的差異性，不能簡化爲單一聲調。

【推薦序】《聖經》與「性」經

文／黃慧貞（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榮譽副教授）

讀神學以來，一直特別喜愛希伯來聖經。除了老師生動熱情的講課動人心弦之外，更因為喜愛希伯來聖經中林林總總的戲劇化故事、人物，以及濃厚的歷史感，讓一位創造天地的神立體並生活化地具現人間。希伯來的上帝，有名的無名的耶和華（Jehovah）、伊羅興（Elohim）、阿多奈（Adonai）等，有不同的性格展現，在不同的歷史時空中顯示出威嚴與感性，有喜有怒、有極其殘暴地擊打祂要擊打的族群、有最寛厚的仁慈及憐恤，深不可測、卻又親切可及。另一方面，故事發生的歷史場景複雜多變、人情世態真實得有時令人難堪。人的自私、貪婪、驕恣、自相殘殺、彼此勞役、剝削、愚昧，以及他們的勇敢、無懼、智慧、對神的信服、對兄弟友人無私的款待等，都叫人咬牙切齒、刻骨銘心。

相對於希伯來聖經，大概因為對希臘哲學二元世界不甚了了，新約書信的說道始終未能完全投入。福音書則例外。耶穌的故事從出生開始就引人入勝，他與門徒及周圍社群的互動充滿睿智，他的神蹟亦滿載喻意，每每出人意表，叫人雀躍和期待。希臘羅馬時代的猶太社會人心叵測依然，但耶穌的悔改及饒恕的訊息，愛及罪人和仇敵的教導與身體力行則讓人動容。《聖經》之能躋身偉大文學經典之列，當之無愧，它的故事節節教人著迷。

《神與性：聖經究竟怎麼說》

【基本資料】

編號：Interface 02
原書名：God and Sex: What the Bible Really Says
作者：麥可．庫根（Michael Coogan）
譯者：黃恩霖
校訂：堵建偉
出版日期：2018年6月5日
ISBN：978-986-95945-3-0
頁數：288頁
定價：380元
規格：14.8 x 21 cm／平裝／單色

 

 

 

【內容簡介】

在聖經的大千世界中，「性」幾乎無處不在
隨著識途嚮導穿越時空，走訪一趟豐富深刻的性文化之旅

聖經學者麥可．庫根，以性／性別／情慾作為切入聖經世界的獨特視角，活用說故事的手法及慧黠犀利的文筆，引領現代讀者一窺那個似近又遠的異文化天地。他從挖掘隱藏在聖經經文中的性暗示，到剖開聖經世界裡的父權體制及意識型態，巧妙地展示豐富的聖經素材，讓各種關於通姦、亂倫、強暴、賣淫、同性情慾的敘事躍然紙上，不僅讓被歷史消音的女性角色娓娓述說幽微的生命經歷，令現代讀者重新凝視她們模糊的身影，也顛覆了後世對聖經性倫理的刻板印象與理所當然的價值投射。

庫根不僅是學識淵博的聖經研究專家，也是積極參與公共議題的基督徒。他近身目擊了「家庭價值」文化戰爭及同性婚姻論戰中，聖經淪為人們隨意使用的大亂鬥工具，故而挺身發表《神與性》這份紮實深厚的研究心得。他援引美國憲法修正案的例子——廢除奴隸制度和賦予女性投票權，雖然有違憲法起草者的原初立場，卻真正體現了憲法的架構精神——懇切呼籲基督徒：若要讓聖經在這個時代依然具有重要性及影響力，亟需辨識出一條從聖經時代直到現在、再到未來的信仰軌跡，這條軌跡在一個包容眾人的群體中，朝著讓所有人都能獲得自由、平等與公義的目標前進。

身為基督徒：左勒及《想像與順服》

美國的出版社先後以Beyond Mere Obedience和Creative Disobedience作為《想像與順服》的英文版書名，可謂對原書名Phantasie und Gehorsam的進一步詮釋。對左勒來說，「順服」是跨教派基督徒最顯著的共同特徵。「那個使僵化發生、並使天主教和新教在教化人心的實踐上表現出驚人一致性的關鍵，就是順服。」「順服是基督教共通的元素，作為宗教教育的基礎和整個基督教福音的關鍵思想，在教派間沒有顯著的差異。」因此，《想像與順服》這本神學小書便是致力於探究基督教群體運作最主要的機制——順服。

左勒對於「順服」的理解及考察有三大來源：「從我國家的歷史；從我宗教教育的教義學；還有無意識地，從我身為一個女人的身上。」亦即，她由自身的三重身分（德國人、基督徒、女人）出發，展開這場關於「順服」的思辨之旅。身為德國人，是她明確標定的批判框架：「可以想像一個道德哲學家或神學家使用『順服』這個詞，彷彿什麼事都不曾發生嗎？在我看來，將道德當成與歷史分離，且抽離了一個人的國族身分的概念來談論，實在是危險的。」身為女人，則是她奮力書寫的下意識動力所在：「如今我更清楚明白，本書中對順服概念的某些反對意見，是身為一個女人對所謂的科學語言缺乏情感意識的強烈抗議。……從前藏匿在我身上的女性主義者反對這種語言、這種美德、還有這種宗教。」

身為女人：左勒及《想像與順服》

《想像與順服》的扉頁上，有句特別的話：「致我鮮少順服的孩子Martin、Michaela及Caroline」，這話可視為本書巧妙的破題。那三個孩子是杜樂蒂．左勒（Dorothee Sölle）與第一任丈夫Dietrich Sölle所生，這段婚姻維持了十年（1954-1965年）。在《想像與順服》出版的隔年（1969年），杜樂蒂與一同推動政治晚禱會的Fulbert Steffensky共組家庭，育有一女Mirjam。

在《想像與順服》的1995年英文版序文中，杜樂蒂寫道：「在我的國族與宗教的身分以外，使我寫下本書的，還有第三種壓迫傳統。出身於德國新教，並在這個扭曲的傳統中拚命尋找意義，讓我不太注意到這第三種壓迫力量。但現在我認為，與順服概念搏鬥的最深層根基，乃是我的性別身分，儘管寫作本書時〔1968年〕我還不知道。」

身為德國人：左勒及《想像與順服》

杜樂蒂．左勒（Dorothee Sölle）一生著作豐富，1965年出版第一本書，1968年發表《想像與順服》時還不到四十歲。若以她的三十多部作品來衡量，《想像與順服》或許稱不上經典之作，也非最成熟的作品。然而，作為第一本引進中文世界的左勒著作，該書深具時代意義（見「出版緣起」〈連結太陽花和雨傘的政治神學〉）。左勒於1968年發表此書可能是種機緣偶然，但1968年確實有著舉足輕重的歷史意涵（見兩篇「背景導讀」：〈反叛與順從的新階段〉和〈一九六八：無關宏旨的一年？〉）。

根據左勒的自傳Against the Wind: Memoir of a Radical Christian和傳記Dorothee Soelle: Mystic and Rebel，她在1968-1972年於科隆推動「政治晚禱會」，那是一種打破各種界限（宗派間的界限、教會內階層的界限、信仰與政治的界限）的新嘗試。此舉既鼓舞了當時的年輕基督徒，也讓學運世代看到教會的另一種可能性——積極關注社會議題、參與公共事務。但隨之而來的是保守教會的各種反撲與打壓。1975-1987年，左勒遠赴紐約協和神學院任教，展開新的旅程，藉此接觸到不同的公民運動表現，也確認了自己身上的女性主義精神。

【英文版序】從順服到想像，從想像到團結

本書嘗試逐步研究「順服」傳統的各種壓迫面，這些傳統是我從自己的國族、宗教、性別身分所繼承下來的。身為德國人、基督徒和女性，我成長於三種要求順服的傳統當中。這個事實使我心中充滿了哀痛、憤怒，以及恥辱。

當一個人發現自己服從了遊戲規則，卻並不清楚明白這些規則所導向的目的，實在令人痛苦。人們對那些強迫別人順服的人感到憤怒，也對自己順服得太久而感到恥辱。然而，就像馬克思（Karl Marx）所說的，恥辱是一種革命性的情感：它將改變那些敢於超越它的人。

【背景導讀（二）】一九六八：無關宏旨的一年？

文╱馬國明（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座副教授）

著名史學家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原名為《一五八七：無關宏旨的一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驟眼看來，一九六八年也是無關宏旨的另一年（another year of no significance）。跟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下、蘇聯解體或九一一恐襲所引起的即時反應相比，一九六八年席捲全球的學生運動不過是虛火上升；學生運動平息後，一切又回復平常。更甚者，當一九七三年因石油禁運導致全球經濟衰退，兩年後美軍失守撤退南越，越戰正式劃上句號，一九六八年的學運更成了不折不扣的遙遠記憶！

德國猶太裔思想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認為，歷史上發生的每一起事件都必然包含兩段日子：首先是事件發生的一段日子，而另一段則是後人完全辨認事件意義的日子。縱然《萬曆十五年》有力地說明一五八七年間發生的事，乃預示著明朝的衰落，當年的事情卻要等到約四百年後該書出版時，才能為世人了解。如果說一九六八年席捲全球的學運已成遙遠的記憶，箇中涵義也包括發生於一九六八年還未被世人認識的事情。但當年發生的事情正如任何事件一樣，還有另一段日子，足以說明那年發生的事並非遙遠的記憶。或許二○一四年發生於香港的雨傘運動，就能讓人重新了解一九六八年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