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少將自己的事情寫成私小說，因為私小說的屬性與我的本性不合。在我看來，小說家必須把個人的經歷注入虛構的要素，這樣才能暢所欲言或凸顯人物的情感。」——松本清張，《半生記》
「成為小說家之後，也常以虛構的『我』的口吻來寫小說，尤其常用在短篇小說，但這並非『私小說』。我的風格是讓我以主角或是敘述者的身分登場於虛構故事。」——陳舜臣，《半路上》
松本清張出生於明治42年（1909年），比大正13年（1924年）出生的陳舜臣，年長十五歲。1950年，松本清張初試啼聲的短篇小說〈西鄉紙幣〉（收錄於《松本清張短篇集（下）》），獲得《朝日週刊》「百萬人的小說」徵文比賽第三名；接著在《三田文學》發表的〈某「小倉日記」傳〉（收錄於《松本清張短篇集（上）》）於1953年獲芥川賞，時年四十四歲，開始進入文壇。1961年，陳舜臣的首部作品《枯草之根》獲江戶川亂步賞，時年三十七歲，寫作生涯由此起步。日後，松本清張和陳舜臣各自在日本文壇發展，交集了三十年。
長流下的短歌：淺談陳舜臣作品的「謎」與時代
（0625寵物先生＠水牛書店）
間諜角色
陳舜臣筆下都會有這樣的意識在，他筆下還有另一個經常出現的角色身分叫做「間諜」。間諜是在戰爭期間才會出現的嘛，那大家也知道，間諜是最容易會有族群認同問題，以及心裡產生徬徨。大家如果看過一些間諜小說或電影，不是007那種商業取向電影，是真的有深入去瞭解間諜心靈的，像是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的作品，大家就會知道間諜有所謂的兩面性。他雖然為A國做事，他潛伏在敵對的B國，但是他為了不要被B國的特務警察盯上，他有時候也要去偽裝自己，或是略施小惠去幫助B國，但這在A國人的眼裡，它就是背叛A國的行為。久而久之其實他會變成兩邊都在幫，更嚴重一點就是他幫到最後連自己是想要幫哪國都不知道了，終究會變成所謂的雙面諜。 繼續閱讀
長流下的短歌：淺談陳舜臣作品的「謎」與時代
（6/25寵物先生＠水牛書店）
我自己本身是台灣推理作家協會的成員，我自己也有在創作推理小說，所以我對陳舜臣先生的認識，其實是從推理小說開始的，而且我必須坦承，他在另一個領域歷史小說的部分，我一本都沒有讀過，所以我今天真的只能跟大家分享推理小說的部分。可能跟在座很多人不同，陳舜臣之前在台灣出版的推理小說作品，游擊文化出版的不算的話，只有遠流曾經代理過大概九本作品，當然這九本是不是全部都算推理小說，可能還有得討論，姑且算做是九本，所以我對陳舜臣先生作品的認識，就是從這九本開始的。游擊文化在近幾個月有出版他的大時代三部曲，第一本是他自傳體形式的成長小說，叫做《青雲之軸》；第二本是以國民政府時代的台灣新莊為舞台，發生了命案，叫做《憤怒的菩薩》；接下來就是7月1號上市的他的半生記《半路上》。 繼續閱讀
1946年9月，新莊初級中學開學，自神戶回到台灣的青年陳舜臣擔任學校英文老師，展開在台灣的三年生活。（王錫榮／拍攝，王邦良／提供）
文／盛浩偉（文學創作者）
台灣文學與神戶
台灣與日本的淵源，自不待言，就連台灣文學裡也時常出現日本或者與日本文學的關聯。但，日本的哪裡最常出現呢？戰前，代表著摩登現代的帝都東京，大概是文學中存在感最強烈的日本城市了；至於近來，象徵著大和傳統悠久歷史的京都，亦於各類書寫中頻頻可見。不過，在這兩大都市之外，還有另一個意想不到的都市——神戶，也與台灣文學有著隱約的關聯。神戶當然也是有些歷史的大城市，只是比起其他地方，似乎剎時間很難想到什麼明確的印象或特色；但也因此，這隱約的關聯，遂更顯耐人尋味。
陳舜臣的《半路上》與《青雲之軸》，前者為其半生自傳，後者為自傳性小說，皆著重描寫他戰前的年少歲月，故而兩本書裡都有極大篇幅以神戶為舞台；那裡是他出生、成長，進而在日本人的他者眼光中認知到自我身分的地方。他並未把神戶當作單一對象物來細細刻畫、描寫重現，可是神戶卻充斥在他筆下故事的字裡行間，成為朦朧而巨大的背景，醞釀著他生命經歷的基調氛圍。那是怎樣的氛圍呢？在《青雲之軸》裡，有這樣一段：「在幕府末期，由於對外開港，神戶終於開始有了都市的雛形。不過這裡又和京都、大阪那種傳統城市不同，無論如何都讓人覺得膚淺。然而以港口為舞臺所上演的無數離別劇碼，卻為這份膚淺帶來了救贖」——在這裡，陳舜臣拋出的關鍵字是「離別」。 繼續閱讀
「以切支丹〔日本戰國、江戶時代至明治初期對天主教徒的稱呼〕為背景，因為那時代最容易反映自己。為什麼呢？因為我是在天主教徒的背景下成長的，以那裡為材料，容易投射自己的煩惱和痛苦。」——遠藤周作
「自己到底是誰？或許長久以來，心中都沒有拋開這個疑惑。年幼時期的自言自語，其實就是我成為作家的出發點，每次只要回頭展望，就能看到當初自己的起點，也能重新找到自己現在身處的定位。」——陳舜臣
「身為小說家的我，利用存在的事實，創造超越事實的世界。我確信，對人而言，那個世界比事實更真實，而且，如果沒有那樣的確信就稱不上是作家。」——遠藤周作
「我是透過各樣的人生曲折才能置身於此，我體驗過各種經歷，聽過許多人的談話，才得以書寫，沒有這些經驗，閉門造車是無法創作出小說的。」——陳舜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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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藤周作和陳舜臣的某些小說作品，都真情流露了「自我」與「記憶」。
遠藤周作的自我與對母親糾結的孺慕之情有極大的關聯，他在多部短篇小說中描繪了童年時於滿州大連的情景，如〈童話〉（1963）、〈雜種狗〉（1966）、〈六天的旅行〉（1968）及〈母親〉（1969）。當時，年幼的遠藤，一方面震懾於母親在寒冬裡苦練小提琴的執著，另一方面則因父母感情破裂而難受不已：
「一個常常掠過腦海的記憶，又再湧現。那是三十年前，大連的冬天。冰柱掛在窗上，我躺在床上，母親在我面前，不厭其煩地拉著小提琴，屋內已昏暗，但母親還沒有點燈的意思；同樣的旋律，前後重複拉了幾十次也不嫌累——兩小時前就看到母親的下顎和頸子已經瘀血變紅了，指尖也滲出血來；儘管如此，她還不罷休，叫也不應，那時，我甚至覺得有點恐怖。」
「小學時代對母親的印象，是被丈夫拋棄了的婦人。在大連暮色蒼茫的房裡，他坐在沙發上，如石像一動也不動，那種極力忍受痛苦的樣子，連小孩的我都覺得受不了！在旁邊假裝作習題，其實身體全部的神經都集中在母親身上。我不了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看到低著頭，用手支撐額頭、滿懷痛苦的母親，除了難過，實在不知該怎麼辦才好。」
「隨後，一月十七日，凌晨五時四十六分，我居住的神戶市發生前所未有的大地震。才出院不久的我，還是一個拄著拐杖的病人，完全無能為力。我只能在劇烈的搖晃下，茫然地躺著。家裡，四處散落著玻璃碎片。幸好我居住的六甲山麓，因地盤堅固，屋頂並未受到破壞。只是書櫃倒了，書齋進不去。
我的報紙連載排在遠藤周作先生的後面，而他似乎很早就完成了，所以，由其他作家以三部作品作短期的連載，我的作品於一九九五年四月開始，這是早已決定的日程。
我嘗試用左手寫作，一天能寫一張稿紙，而報紙刊登一回的分量不到三張。在入院期間我大約寫了二十回的分量。我稱其為測試版，請前來探病的編輯先讀讀看。」
陳舜臣在《成吉思汗一族》的〈後記〉裡，寫到自己因腦溢血住院五個月後、隨即遇上阪神大地震，仍奮起寫報紙連載的經歷。當中提到了一位和他同樣活躍於昭和時期且筆耕不輟至平成年代的小說家——遠藤周作。
1990年代，遠流出版社譯介了陳舜臣大量的推理小說與中國歷史小說。這個世紀開始，聯合文學及立緒出版社則相繼譯介了遠藤周作的多部作品。然而，早在這些出版社開始行動之前，資深譯者朱佩蘭女士便曾翻譯過陳舜臣的直木賞作品《青玉獅子香爐》和遠藤周作的代表作《沉默》。除了這些巧妙的因緣外，若將相差一歲的兩位小說家並陳，可能會看到什麼？
「二次大戰之後，日本人的命運有了什麼樣的變化？本書若能成為讀者們再次思考這個問題的契機，實在讓我深感榮幸。」
這話出自山崎豐子《作家的使命．我的戰後》的〈前言〉。在這部自述作品中，山崎豐子這麼寫道：「戰爭時我還是一名學生，戰爭的體驗是難以忘懷的。在我的世代，男性被徵召為學徒兵，女學生則是被動員去擦子彈。我們的青春就這樣被戰爭剝奪，這股憤懣，直到戰後都無法磨滅。我在寫完《兩個祖國》之後，總算是幫戰後的自己，劃下了一個句點。」這位自言「戰爭之後，我的喉嚨仍像被什麼東西哽住一般，無法釋懷」的小說家，以寫作「戰爭三部曲」——《不毛地帶》（1976-1978）、《兩個祖國》（1983）、《大地之子》（1991）——來對「戰爭」進行深刻的反省與叩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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