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我所存在的、活著的，是哪一個世界？

《邊緣的自由人》後記　　文／李衣雲

大概是二○○五年吧。某天傍晚，我從日暮里車站經過谷中靈園、沿著寺廟間迂迴彎深的小徑，走到了寄居東京的公寓，突然間，混著雨水、雜草、泥土的味道竄進了體內，一種熟悉的懷念感油然而生，我想不起來為什麼。打開門，就著昏暗的小燈走上斗直狹窄的樓梯，我想著、想著，在拉開房間頂燈的那一瞬間，我想起來了。

那是阿嬤家的味道。

我是一個標準在都市長大的人，土牛對我來說，其實一直都是一個「他方」。小時候每年回阿嬤家，就是撒野放生的時刻，與表姊妹們上山下溪，放鞭炮、捉迷藏，窩在房間裡看漫畫、打牌、等著拿紅包。美其名幫阿公包枇杷、幫阿嬤殺雞包粽子，其實都只是大人放縱下的娛樂，累了、玩過了，就跑走了。再長大一點，覺得鄉下生活真不方便。

那個時候，爸爸說的在夜裡跳軌道上山、全家在雷雨的電箱底下插秧、窮到得了腳氣病，都只是「他小時候的故事」，和格林童話、安徒生童話的異世界沒什麼兩樣。

對於阿公阿嬤的過往，我幾乎是無知的。或許是語言隔閡的關係，也或許是生活距離或政治因素的關係，阿公阿嬤從來沒對我說過什麼故事，倒是聽外婆說了許多她在四川讀書、裹小腳、躲空襲的回憶。但那些都離我的生活太遠，我形而上地活在名為台北的布爾喬亞象牙塔裡，而台北是一個大都市，我從來沒有「故鄉」的感覺。

位於土牛的李屋伙房（1960）

但沒有想到，在東京、在那個雨後的黃昏，泥土的味道讓我想到的不是台北、不是任何地方，而是阿嬤家。

或許，我的身體比我的意識更早將草根、鄉下與土牛連在一起。

對日常於台北的我而言，土牛是「他方」，然而，到了異國，才真正體會到身在「他方」，作為一個異人，在不知不覺間，我重新定義了「自己」的界線。這或許正證明了鏡像的概念：唯有意識到「他者」，才有「我（群）」的存在。

當時面對博論的龐大資料、理論與脈絡時，我再次驚覺到，爸爸說他小時候躲在稻草堆後面看飛機丟炸彈，少女時代的我聽聞時，直覺以為飛機是日本軍，沒想到那是美軍。不只是我，在我的口訪資料中，那似乎是兩個世代共通的歷史記憶。而我的生活場域裡發生的事，卻與歷史記憶截然相反。

究竟我所存在的、活著的，是哪一個世界？

二○○八年，與薛化元老師合作接下台灣歷史博物館的「二戰下的台灣人」計畫，是我面對父族過去的開端。透過爸爸的客語翻譯，我訪問了阿嬤從出生到一九四五年的故事。從她的描述裡，我腦中斷片的故事，開始有了顏色、有了根、長出了脈絡，生出了嫩芽。只可惜在汲汲營營的忙亂中，錯過了阿嬤戰後的故事。但阿嬤和我之間原本形而上的連帶，突然「真實」了起來。她不是在「他方」的「我的阿嬤」，她有名字、有少女時代、有脾氣，她是鮮活的她自己。

李衣雲的阿嬤李劉自娘（1936）

本書的企畫，中間也有許多曲折，薛化元老師很早就有意寫作爸爸的回憶錄，但他很忙，而且兩個大男人在一起聊的都是很乾的政治，訪了兩回就中斷。於是我接手下來，那時大約是二○一○年。隨後從請助理整理爸爸的文章目錄，到二○一三年至二○一五年間斷斷續續的訪談（其實更像爸爸給女兒上日本史加上閒聊），著手書寫，將近四年的時間過去了。有一天晚上，編輯晏甄非常鄭重地把我請出去談談，在水源路附近的咖啡店裡，四個編輯大陣仗出馬，問我是否能把第一人稱的敘事改為第三人稱。當時我已經寫了八萬多字，當然，字數不是問題，但重新來過是一大挑戰，而且在文中直書爸爸的名字感覺也很怪。但最後，我接受了這個挑戰，因為「第三人稱的敘事可以涵蓋更多面向，也會比較好賣」，寫出來了，總希望能有更多人看見。

第三人稱的書寫與第一人稱最大的不同，在於視野必須從一變多，原本只是爸爸的回憶錄，現在變成了他所生長的那個時代的台灣庶民史，於是，資料不再只限於他的回憶，而開始向外蔓延增生（但我從沒想過會增生到這麼多字）。我思索著，究竟要以何時作為故事的切入點呢？然後我想起了阿嬤的故事，她的故事把我與土牛連在一起，而爸爸的故事讓他們的時代進入了我的生命。

這是故事的起頭。

書寫的過程很像是在拼圖，很多殘缺的片段，得靠姑姑叔叔們共同去回憶，這些碎片常常是大家在聊天中撈出來的。就像M.阿伯瓦克所說的，集體記憶以集體的時間作為參考軸，憑依於物，而由人承載。然而，人的回憶往往是不連續的、需要被召喚的。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不斷印證著阿伯瓦克和P.諾哈的「記憶的場域」：集體記憶是不穩定的，有些時候，兄弟姊妹會對同一件事有不同的記憶；有些時候，有些事只有一個人記得，在他／她提起後，其他人或恍然、或仍未知。這二年陸續翻出的老照片，召喚了許多沉澱的、幾乎被遺忘的過去。最有趣的是，老照片中哪個是年輕時的阿公？哪個是阿嬤？竟然會有不同的指認。

每個人的記憶都不同，哪一個才是阿公（李萬仁）？

我想，更多的故事已隨著阿公那個世代的凋零，淹沒在時間裡。

這也是為什麼，書寫記憶是這麼重要。當集體記憶的承載者都消失以後，留下的唯有文字化的歷史才能被記住。

先行者用身體去記住當下，而後來者透過書物去想像過去。

想像力，有部分是天生的，有部分是社會化習得的。我們對過去的想像，是模糊的、來自書物歷史的記憶，那是一種沒有身體的、蒼白的斷片。當想像力無法跟上時，我們的此時此刻也在真空的世界裡，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沒有延展，沒有他者，沒有我們。

記憶必須有了敘事，才能紮根、綿延而擁有生命。

這是我在書寫這本書時最大的體悟。

敘事帶來關聯、引發感性，我在書寫爸爸的回憶錄時，重新認識了他走過的沒有我的時代，以及我出生後的時代。當他說著年少的回憶時，我也想起了伙房的空間──有趣的是，爸爸竟然記得沒有我清楚，那些原本支離的斷片有了意義。當他講到蔣介石的葬儀時，那天客廳裡黑白電視的螢幕回到了我的腦海，那個我不曾理解的畫面，在我記憶的脈絡中找到了定位。書寫爸爸的回憶錄，也是在重新整理我的記憶。

書寫父親記憶的同時，同時也是在重新整理我的記憶

當然，最痛苦的是撰寫日本史那幾章，如何把學術寫成普及版，我做了一些嘗試，不知是否成功，就有待讀者的反應了。

這本書從計畫到完成，花了八年的時間。一路上要感謝非常多人的幫忙，如果沒有薛化元老師的催生，我應該無法毅然在學術論文集點的壓力下，決心寫這本書，而如果沒有編輯晏甄一直提醒與鼓勵，這本書應該不會這麼快（？）就誕生──感謝她不斷容忍我的「明年一定會交稿」。同時，也要謝謝助理楊裴文幫忙找資料、顏儀婷辛苦打逐字稿。謝謝堂妹衣涵，沒有她的協助，阿嬤的大埔腔客語逐字稿便無法完成。謝謝姑姑叔叔們熱心幫忙記憶拼圖，還有大阿姨方圓幫忙補完外公外婆那部分的記憶。更要謝謝表妹劉欣恆在校稿與完書階段幫忙查證許多細節。

這本書完稿時，媽媽正經歷完三個月的腦部手術，還在努力復健中，也因此，這本書裡少了她本要寫的序。這八年裡，我和爸爸在他那被我稱為「洞窟」的書房裡，聽他說起過往的故事，有心疼、有感慨，許多事我曾經參與、或片段地聽過他與媽媽的對話，讓我建構出更立體的想像。其實，爸爸自己對他的回憶錄早有架構，我不過是那個添加骨血、加入劇情的撰寫者。在書寫的過程中，我想，或許我終究是草根人的女兒，我走的路，恰也在學術、在主流的邊陲。

但，能定義我的，只有我自己。在抉擇的過程中，我決定不能捨棄的，就是那草根不屈的背脊。

我希望我也不曾辜負。

寫於二○一九年四月七日

【基本資料】

邊緣的自由人：一個歷史學者的抉擇
口述：李永熾　撰寫：李衣雲
出版日期：2019年5月1日
ISBN：978-986-97627-0-0
頁數：608頁
定價：580元

【作者簡介】
口述／李永熾
1939年出生於台中市石岡區，父母皆為在地客家人。台中一中、台大歷史研究所畢業，曾赴東京大學大學院研究日本史。歸國後任教於台大歷史系四十餘年，於2005年退休。長期致力於日本歷史、文化、社會等相關研究，亦翻譯多本日文重要著作。1980年代起，積極參與台灣的社會運動暨政治改革運動。曾任台灣教授協會創會成員、建國黨發言人與決策委員、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董事、張榮發基金會國家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總統府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主任、國策顧問等職務。

撰寫／李衣雲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副教授。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所畢業，日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博士。著有《變形、象徵與符號化的系譜：漫畫的文化研究》、《讀漫畫》、《台湾における「日本」イメージの変化、1945-2003：「哈日(ハーリ) 現象」の展開について》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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